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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语文教师是最好当的也是最不好当的。语文课程不像数学英语等有明确的知识点和环环相扣的知识结构，因此往往为众人所忽视。吕叔湘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感叹道“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谈语文课程性质在传统教育中的映照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1]。转眼30多年过去了，这样迫切的理由仍然没有解决，众多教师学者对于语文课程性质的理解有失偏颇应当是导致目前语文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的理由所在。正确理解语文课程性质并且从这一视角回顾传统语文教育的可取之处，从中华民族的根基中汲取养分，对于语文课程改革的优化是十分必要的。
语文教育性质的这种民族性由两方面融合而成：一方面是侧重于语言形式方面的工具性特征，一方面是侧重于语言内容方面的人文性特征。语文学科工具性的内涵是“教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提高进行思维、交际、从事学习和工作的能力”。[3]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内涵虽然复杂但其中很重要一部分为“理解汉语汉字中所包含的民族的思想认识、历史文化和民族情感，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根据这两方面的内涵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语文课程的根本性质是一种包括了工具性和人文性在内的民族性。语文作为汉语言教育的学科，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运用汉语言进行听说读写活动的能力以及强烈的汉民族的自豪感与归属感。
著名语文教育家王尚文先生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学是人文科学。着眼于语言本身，把它当做一种客观对象进行剖析，固然必要；而着眼于人与语言的关系，研究人对语言的感知、理解和运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两者原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语文教育便开始走向科学化的道路，以吕叔湘先生《语法修辞讲话》为代表的一系列探索也的确为中国语文教育的科学性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此后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一味将语文课程等同于其他课程的学习，而忽视了语文课程自身的特点。教师根据双基训练的要求将语文知识的学习和语文能力的训练放在同一的地位，更有甚者将语文学习等同于语修逻文等文法知识的传授，试图通过建立起一定的语文知识结构和体系来使得学生学会语文、会学语文并且爱上语文，而忽略了对文本的多元解读、对学生个人的发展等人文关怀。这种策略在过往的实践中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语文作为语言的教育，它的本质仍然是一门“人文学科”。用“知识学科”的策略去构建“人文学科”的教学无异于南辕北辙，脱离一定的情境而空谈语言知识也会影响学生对于语文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可喜的是这样的一种偏向在新课标强调人文性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逐步纠正。
但是由于新课标过分突出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作用，很多教师及学者往往矫枉过正，导致了另一种对语文课程性质一味拔高的认识又甚嚣尘上。语文课程具有人文性的一面这的确不检测，语文课程也需要弘扬民族精神，发扬爱国情怀，关注生命与人的尊严。但是语文课程的人文性是蕴涵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是在对文本的解读基础上自然产生的。不了解分析文章的文体、写作手法和技巧等知识就让学生去和文本对话，去感受内在的人文气息。虽然说选文只是个例子，但架空例子而对文章进行分析，这种脱离了基本的语文知识，脱离了对文本必要的理解而专门去谈人文性，就像是让一个还未学会走路的孩子去跑步一样荒谬。这样的一种人文性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会对学生产生思想的熏陶感染，无法传播汉民族的文化精神，更无法真正推动学生的人格发展。
2.语感的培养与训练谈语文课程性质在传统教育中的映照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
一、语文课程性质的再辨析
虽然上世纪90年代关于语文课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大讨论推动了对于语文课程性质的深思，但局限性仍然存在并延续至今。课程标准颁布实施以来产生的成果令人瞩目，但理由依然严峻，看似对人文性的偏爱使得语文教育走上了另一个极端。2011年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的性质定义为“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2]。这里所强调的是语文作为语言教育的本质，但中国语文作为汉民族语言的母语教育，它还有民族性的一面。语文教育性质的这种民族性由两方面融合而成：一方面是侧重于语言形式方面的工具性特征，一方面是侧重于语言内容方面的人文性特征。语文学科工具性的内涵是“教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提高进行思维、交际、从事学习和工作的能力”。[3]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内涵虽然复杂但其中很重要一部分为“理解汉语汉字中所包含的民族的思想认识、历史文化和民族情感，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根据这两方面的内涵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语文课程的根本性质是一种包括了工具性和人文性在内的民族性。语文作为汉语言教育的学科，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运用汉语言进行听说读写活动的能力以及强烈的汉民族的自豪感与归属感。
著名语文教育家王尚文先生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学是人文科学。着眼于语言本身，把它当做一种客观对象进行剖析，固然必要；而着眼于人与语言的关系，研究人对语言的感知、理解和运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两者原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
二、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误区
对于语文课程性质认识上的任何一点不透彻都会导致教学实践中的偏差，正如上文所论述，工具性与人文性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没有脱离工具性的人文性，也没有脱离人文性的工具性，其二者和谐统一。过度关注工具性与人文性都将把语文教育引向死胡同。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语文教育便开始走向科学化的道路，以吕叔湘先生《语法修辞讲话》为代表的一系列探索也的确为中国语文教育的科学性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此后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一味将语文课程等同于其他课程的学习，而忽视了语文课程自身的特点。教师根据双基训练的要求将语文知识的学习和语文能力的训练放在同一的地位，更有甚者将语文学习等同于语修逻文等文法知识的传授，试图通过建立起一定的语文知识结构和体系来使得学生学会语文、会学语文并且爱上语文，而忽略了对文本的多元解读、对学生个人的发展等人文关怀。这种策略在过往的实践中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语文作为语言的教育，它的本质仍然是一门“人文学科”。用“知识学科”的策略去构建“人文学科”的教学无异于南辕北辙，脱离一定的情境而空谈语言知识也会影响学生对于语文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可喜的是这样的一种偏向在新课标强调人文性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逐步纠正。
但是由于新课标过分突出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作用，很多教师及学者往往矫枉过正，导致了另一种对语文课程性质一味拔高的认识又甚嚣尘上。语文课程具有人文性的一面这的确不检测，语文课程也需要弘扬民族精神，发扬爱国情怀，关注生命与人的尊严。但是语文课程的人文性是蕴涵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是在对文本的解读基础上自然产生的。不了解分析文章的文体、写作手法和技巧等知识就让学生去和文本对话，去感受内在的人文气息。虽然说选文只是个例子，但架空例子而对文章进行分析，这种脱离了基本的语文知识，脱离了对文本必要的理解而专门去谈人文性，就像是让一个还未学会走路的孩子去跑步一样荒谬。这样的一种人文性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会对学生产生思想的熏陶感染，无法传播汉民族的文化精神，更无法真正推动学生的人格发展。
三、语文课程性质在传统教学中的反映
在古代语文教育中，人文性在语文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过程中的渗透是十分明显的。语文课程的民族性特征决定了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有益的养分是十分必要的。古人在阅读训练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便是文与道的不可偏废，不论是“文以明道”也好、“文以贯道”也罢，抑或是“文以载道”，他们都强调的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而这也正体现了新课标中语文课程的性质。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德育与智育的融合
朱熹在《小学书题》中强调：“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也就是说从年幼开始便进行德育的教育，这种与智育同步的教育，强调的是从小培养起孩子敬爱父母尊重师长等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这种德育教育往往渗透在学生学习的各个阶段。如在刚开始集中识字阶段的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除了句句押韵朗朗上口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识字教育与道德教育同步进行的特点，如“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孩童从刚入学开始识字，便在识字的过程中接受了人文的熏陶和道德的教育。而在此后的继续识字教学和经学教育的内容中往往也蕴涵了先贤们崇高的道德修养和人文情怀，这种道德的力量一直在古代孩童从初入私塾集中识字到最终进行读写训练的整个过程中都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2.语感的培养与训练谈语文课程性质在传统教育中的映照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