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要：劳伦斯·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默认语境是以英语为目标语，以其他相对弱势的语言为源语，因此存在着单向性的缺陷。本文从韦努蒂理论的这一默认语境及其单向性出发，通过重点分析韦努蒂所提倡的异化翻译在英美文化语境下对西方普世主义思潮的反拔，对英美文化重塑自我认同的促进，以及在其“翻译”背后掩藏的“本土文化利益至上主义”倾向，揭示其理论真实的“文化政治议程”——即通过异化翻译在英美文化中移入其他文化的特质。从而为英美社会和民众找寻一种重塑自我认同的全新模式，并期待通过各类异化翻译作品来影响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改良。本文认为，韦努蒂的理论归根结底落实在英美文化中，其对于英美文化的意义远大于对其他文化的意义；与其说是对英美文化霸权地位的一种解构，不如说是对英关文化自我认同的一种重塑。
关键词：韦努蒂；翻译理论；重塑；解构；文化政治议程
1006－6101（2012）－04－0030－9
一、引言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fi）的翻译理论近年来已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大热点。关于其理论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韦努蒂阐述的翻译进行反思，其中既有对他提出的归化异化策略进行的辩论，也有对其翻译理论的总体评介和解读。这些成果对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韦式理论在英美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政治议程”这一问题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韦努蒂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解释归纳起来在于：归化翻译通过透明、流畅和隐形的翻译策略进行，将译文的异质性降至最低，并且精心选择适于采取这一归化策略的文本进行翻译，从而根据民族中心主义思想，迫使外语文本符合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与之相反，异化翻译是一种采取不流畅的或疏离的抵抗方式表现原文异质性的翻译策略，它也可以是一种源语文本的选择——即选择与目标语文化中主流的诗学与意识形态观念不同的外语文本进行译介。韦努蒂在其专著《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多次强调译者应采用这种“抵抗式（resistant）”的异化翻译策略以取代在英美文化语境中占主流地位的归化翻译，因为在他看来，英美文化的归化翻译传统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行为，而异化翻译能够保留和突显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阻止主流价值观对异质文化进行帝国主义的归化，从而有助于消解英美文化对其他文化所实施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ethnocentric violence）”。在其后来的专著《翻译之耻：趋向差异》中，他又提倡一种所谓的“小众化翻译（Minoritizing translation）”，但仍指的是一种能够产生异质话语并使标准方言和文学经典拥抱异质性和边缘性的翻译。
在《译者的隐身》第一章中，韦努蒂曾经强调：“在抑制翻译中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这一层面上，异化翻译作为当今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文化干预策略，是非常可取的。它既对抗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同时又对抗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因为在这种不平等的交流中英语国家在文化上抑制了其他国家。”孤立地看这段文字，似乎很难发现什么逻辑上的漏洞。但是，当韦努蒂引用将英语作品译入其他语言的翻译案例时，却产生出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进而导致以上论点的无法立足。例如：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第四章中分析了意大利翻译家塔切蒂对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两部哥特小说的翻译和改写。他认为塔切蒂在选择翻译对象时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异化策略，引入一种新的英语小说话语，从而对当时意大利诗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并促使意大利文学在一定范围内转型。可是，从塔切蒂的翻译来看，我们找不到任何线索能够证明其异化翻译是为了“对抗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或“对抗不平等的文化交流”。这样看来，在将英语作品译入其他相对弱势的语言如意大利语时，上述引文中韦努蒂的论断根本无法成立。
在《翻译之耻：趋向差异》一书的最后，韦努蒂用一种类似折衷主义的方式将“化同”和“差异”合归于一种“因地制宜（ethicsof location）”。在他看来，归化翻译可能会产生异化翻译的效果，而异化翻译实质上又总是一种归化。因此，翻译的“关键问题不仅仅在于采用某种话语策略——流畅的翻译抑或抵抗式翻译，还必须考虑翻译的目的和效果，也就是翻译行为是否实现了促进文化更新和变化这一根本目标”。由此看来，韦氏理论的核心就在于通过翻译促进译入语文化的更新和变化发展，其翻译背后掩藏的是一种“本土文化利益至上主义”的倾向。韦努蒂本人也承认，“抵抗式的异化翻译也可能成为一种对外的帝国主义，挪用外国文本为本国的文化政治利益怎么写作”。而韦努蒂曾在专著中多次强调他的身份首先是“一位文学文本的美国译者”，作为一个美国译
然而，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归化与保守混为一谈，把异化与进步划上等号，因为这种关系只是相对的——在英美文化语境中可能成立不代表在任何文化语境中都能成立。如上文所言，韦努蒂后来也承认归化异化本身孰优孰劣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两者在具体的语境中是否符合本土文化的利益，能否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既然异化策略有助于抑制可能会给西方文化带来危险的普世主义思潮，又能够促进英美文化的自我认同和持续发展，自然受到韦努蒂的青睐和支持。由此可以看出，韦努蒂真实的文化政治议程是，在英美文化语境之下，通过异化翻译这种所谓进步的策略来实现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改良。
六、结语
韦努蒂曾经表示：“即便是在设计和开展研究项目的层面上，学术理解也会充斥着本土文化环境中的价值判断。”[2：28]事实上，他本人的学术研究不也是如此吗？韦努蒂作为一位在英美文化语境下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学者，其理论视角并没有完全跳出英美文化的局限。他的翻译理论与其说是对英美文化霸权地位的一种解构，不如说是对英美文化自我认同的一种重塑。这一点在他各种纷繁复杂的理论术语的掩饰之下非常隐蔽，因而长期被人们所忽视，但是在进行更深入的翻译理论研究时，却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和重视。
关键词：韦努蒂；翻译理论；重塑；解构；文化政治议程
1006－6101（2012）－04－0030－9
一、引言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fi）的翻译理论近年来已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大热点。关于其理论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韦努蒂阐述的翻译进行反思，其中既有对他提出的归化异化策略进行的辩论，也有对其翻译理论的总体评介和解读。这些成果对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韦式理论在英美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政治议程”这一问题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韦努蒂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解释归纳起来在于：归化翻译通过透明、流畅和隐形的翻译策略进行，将译文的异质性降至最低，并且精心选择适于采取这一归化策略的文本进行翻译，从而根据民族中心主义思想，迫使外语文本符合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与之相反，异化翻译是一种采取不流畅的或疏离的抵抗方式表现原文异质性的翻译策略，它也可以是一种源语文本的选择——即选择与目标语文化中主流的诗学与意识形态观念不同的外语文本进行译介。韦努蒂在其专著《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多次强调译者应采用这种“抵抗式（resistant）”的异化翻译策略以取代在英美文化语境中占主流地位的归化翻译，因为在他看来，英美文化的归化翻译传统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行为，而异化翻译能够保留和突显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阻止主流价值观对异质文化进行帝国主义的归化，从而有助于消解英美文化对其他文化所实施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ethnocentric violence）”。在其后来的专著《翻译之耻：趋向差异》中，他又提倡一种所谓的“小众化翻译（Minoritizing translation）”，但仍指的是一种能够产生异质话语并使标准方言和文学经典拥抱异质性和边缘性的翻译。
二、默认语境及其单向性
无论是异化还是小众化，韦努蒂提倡的这种翻译策略都是以英语为目标语，以其他语言为源语的。尽管他在其著作中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但我们发现，他所列举的采取异化策略的译者基本上都是将其他语言的作品译成英语的英美译者。如约翰-诺特（John NoR）、弗朗西斯·纽曼（Francis Newman）、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埃兹拉·庞德（EzraPound）、杜德利·费茨（Dudley FiRs）、西莉亚·组科夫斯基（Celia zuk-ovsky）、路易斯·组科夫斯基（Louis Zukovsky）、保罗·布莱克本（PaulBlackburn），当然还有他自己——尽管事实上其中不少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与他所提倡的异化翻译之间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他所追溯的翻译史也主要是英美文化翻译的历史。由此可见，韦努蒂实际上将外译英作为一种“默认语境（default context）”。这一默认语境，正暴露了韦氏理论的一个问题——单向性。如果把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比作一张供我们使用的地图，把英语和英美文化比作地图上的地点A，其他的语言和文化比作地图上的其他地点B、C、D……我们却最终发现，地图上从B、C、D等地通往A点的道路其实是一条单行道，只能前往，无法返回。同样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将英语作品译入其他相对弱势的语言时产生的效果，与韦努蒂默认的将外语文本译入英语源于：论文格式范例www.udooo.com
时的效果，毫无疑问是截然不同的。对此，谭载喜教授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当我们在翻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异口同声地赞许韦努狄，认为他的‘异化翻译论’代表了一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和阻抗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转换一个角度来印证这一理论的有效性？例如，把强势的英美语言与文化译人某种发展中的非洲语言，而不是把非洲作品译入英语？如果在这个转换了方向的语境中，我们按‘异化’原则移植了英美源文本的异族特征，所产生的结果会不会同样被看作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检测如因为强势的英语变成了源语、弱势的非洲语变成了目标语，而把原本提倡的‘异化’主张修正为‘归化’主张，以彰显对‘阻抗’殖民文化入侵的考虑，那么这会不会意味着韦努狄所说的‘异化’只适用于把英语作为目标语的翻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既然韦氏理论的默认语境是将英语作为目标语，而并非将其他相对弱势的语言作为目标语，其理论的单向性自然决定了他难以就这一系列问题给出完满的解释。在《译者的隐身》第一章中，韦努蒂曾经强调：“在抑制翻译中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这一层面上，异化翻译作为当今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文化干预策略，是非常可取的。它既对抗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同时又对抗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因为在这种不平等的交流中英语国家在文化上抑制了其他国家。”孤立地看这段文字，似乎很难发现什么逻辑上的漏洞。但是，当韦努蒂引用将英语作品译入其他语言的翻译案例时，却产生出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进而导致以上论点的无法立足。例如：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第四章中分析了意大利翻译家塔切蒂对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两部哥特小说的翻译和改写。他认为塔切蒂在选择翻译对象时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异化策略，引入一种新的英语小说话语，从而对当时意大利诗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并促使意大利文学在一定范围内转型。可是，从塔切蒂的翻译来看，我们找不到任何线索能够证明其异化翻译是为了“对抗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或“对抗不平等的文化交流”。这样看来，在将英语作品译入其他相对弱势的语言如意大利语时，上述引文中韦努蒂的论断根本无法成立。
学术论文下载www.udooo.com
韦努蒂指出，“异化翻译的提出是为了履行差异之义务”。很显然，将如此庞大的重担置于一种翻译策略上，对于异化翻译来说是难堪重负的。在将强势文化译入弱势文化的情况下，异化策略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对于那些缺乏本土文学传统的边缘文化来说，通过对霸权文学实行更加彻底的归化翻译，将其同化并纳入本土的文化价值观，能够促进自身从口语传统向现代文学的转化。韦努蒂自己也承认，发展中国家即使采取了最为保守的归化翻译策略——这种策略是为了强化译入语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本土传统，也能够修正霸权主义的价值观。因此，韦努蒂又将过去不遗余力进行批判的归化翻译上升为所谓的“化同”，从而推翻了自己过去的论述。将归化翻译由过去的批判转为现在的肯定并升华为，确实能够分担异化翻译承担的重任。但这样一来，正如刘亚猛教授所指出的，韦努蒂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的理论彻底地自我解构了。如果说韦努蒂的理论确实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遵循了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议程，那也正体现在其对自身理论的一种“自我解构”上，而绝不是对处在霸权地位的英美文化的解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理论的自我解构现象，根源还是在于韦氏理论默认的单向性语境，韦努蒂的理论大厦完全建基于以英语为目标语、以其他相对弱势的语言为源语的默认语境之上，可以说这是他异化翻译理论的出发点。一旦他想要摆脱这种单向性语境开拓新的领域，就必须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自我解构，否则其理论大厦势必会轰然倒塌。在《翻译之耻：趋向差异》一书的最后，韦努蒂用一种类似折衷主义的方式将“化同”和“差异”合归于一种“因地制宜（ethicsof location）”。在他看来，归化翻译可能会产生异化翻译的效果，而异化翻译实质上又总是一种归化。因此，翻译的“关键问题不仅仅在于采用某种话语策略——流畅的翻译抑或抵抗式翻译，还必须考虑翻译的目的和效果，也就是翻译行为是否实现了促进文化更新和变化这一根本目标”。由此看来，韦氏理论的核心就在于通过翻译促进译入语文化的更新和变化发展，其翻译背后掩藏的是一种“本土文化利益至上主义”的倾向。韦努蒂本人也承认，“抵抗式的异化翻译也可能成为一种对外的帝国主义，挪用外国文本为本国的文化政治利益怎么写作”。而韦努蒂曾在专著中多次强调他的身份首先是“一位文学文本的美国译者”，作为一个美国译
论文下载中心www.udooo.com
者和学者他的本土文化无疑是英美文化，那么对他而言，“本土文化利益至上主义”自然是落实在英美文化中，归根结底是以英美文化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五、真实的“文化政治议程（cultural political agenda）”
英国翻译理论家杰里米·蒙代（Jeremy Munday）提醒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文化派的翻译理论家也有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议程，这种意识形态和议程左右着他们的理论批评”。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显然受制于自己的文化政治议程，因为其理论的政治化倾向显而易见，如根茨勒所言：“让人不由联想到哲学上的目的论。其遵循的仍是传统上对于身份政治非此即彼的争论，尽管他使用了后结构主义的术语”。可以说，根茨勒的这一番评论使韦努蒂真实的对于“身份政治”的考虑暴露出来。韦努蒂自己也承认“提倡异化翻译以对抗英美文化的归化传统并不是要废弃文化政治议程，因为这种对异化的提倡本身也是一种议程”。在韦努蒂看来，归化翻译体现了一种对目标语文化中占统治地位但缺乏活力的价值观的屈从，这种翻译策略“对内就维护本土规则而言，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而异化翻译体现了对这种价值观的反抗，它“将源语文本语言和文化上的异质性凸显出来，进而转变目标语文化各种价值观的等级结构”。实际上，韦努蒂是将英美文化中的归化翻译与一种他所认为的“保守的（conservative）”甚至是“反动的（reaction－ary）”文化政治倾向联系在一起，而把英美文化中的异化翻译看作是一种在文化上、政治上“具有进步性的（progressive）”策略——这种异化策略能够“发挥一种文化重建的作用”。尽管韦努蒂后来试图通过将他的翻译策略上升为翻译来掩饰这种文化政治议程，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其翻译背后掩藏的本土文化利益至上的倾向愈发明显地暴露出来。然而，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归化与保守混为一谈，把异化与进步划上等号，因为这种关系只是相对的——在英美文化语境中可能成立不代表在任何文化语境中都能成立。如上文所言，韦努蒂后来也承认归化异化本身孰优孰劣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两者在具体的语境中是否符合本土文化的利益，能否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既然异化策略有助于抑制可能会给西方文化带来危险的普世主义思潮，又能够促进英美文化的自我认同和持续发展，自然受到韦努蒂的青睐和支持。由此可以看出，韦努蒂真实的文化政治议程是，在英美文化语境之下，通过异化翻译这种所谓进步的策略来实现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改良。
六、结语
韦努蒂曾经表示：“即便是在设计和开展研究项目的层面上，学术理解也会充斥着本土文化环境中的价值判断。”[2：28]事实上，他本人的学术研究不也是如此吗？韦努蒂作为一位在英美文化语境下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学者，其理论视角并没有完全跳出英美文化的局限。他的翻译理论与其说是对英美文化霸权地位的一种解构，不如说是对英美文化自我认同的一种重塑。这一点在他各种纷繁复杂的理论术语的掩饰之下非常隐蔽，因而长期被人们所忽视，但是在进行更深入的翻译理论研究时，却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