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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堂乐歌”是指为我国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开设的音乐课程而编写的歌曲。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端，学堂乐歌在政治上承当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在音乐教育中传播现代美育理念；同时也可视为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键词：学堂乐歌；政治；美育；诗学
光绪二十八年(1902)，晚清政府迫于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新兴学堂开设“乐歌”科目，以教授中小学生唱新式歌曲。1912年，民国政府明令规定“乐歌”课为中小学必修课。“学堂乐歌”即是指为我国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开设的音乐课程而编写的歌曲。学堂乐歌以教授新式歌曲和欧洲音乐常识为主要内容，这些歌曲主要是由留学的知识分子把一些日本和欧美流行的曲调填上新词，编成新的歌曲。学堂乐歌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端，在文化精神方面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同时，作为新式教育的重要内容，学堂乐歌亦具多重文化功能。
学堂乐歌的歌曲内容以爱国、励志、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为主，其目的是唤起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和新军士兵的爱国热情。如在富国强兵、抵御外强欺凌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黄河》、《中国男儿》、《军歌》、《汉族历史歌》、《十八省地理历史》以及沈心工作词的《体操—兵操》、李叔同作词的《哀祖国》和《祖国歌》等。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新政的政治呼吁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沈心工作词的《革命军》、华航琛作词的《光复纪念》等。在配合中小学生的“军国民教育”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从军歌》、《行军》、《出军》、《出征》、《学生军》、《海战》、《陆战》、《炮兵歌》等。这些乐歌能被世人不断传唱，主因是其歌曲内容能够震撼人的心灵，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鼓舞人们的斗志，激励人们去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奋斗。如《中国男儿》的歌词写道：“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我有宝刀，慷慨从戎，击楫中流，泱泱大风，决胜疆场，气贯长虹。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如梁启超填词的《从军乐》写道：“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发愿做军人。从军乐，前敌时。林立，硝云涌，弹星驰。我军一鼓长志气。望敌营，白一色，片片是降旗，片片是降旗。”此类政治宣传鼓动性质的歌曲在当时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茅盾在《我的学生时代》一文中说：“对于音乐，我是喜欢的，音乐用的是沈心工编的课本，其中有一首《黄河》，曲调悲壮，我很喜欢。”可见学堂乐歌的创作，在当时承担了神圣的历史使命。这些作品以铿锵有力的艺术豪情，力图唤醒中华民众，共同抵御外侮侵略，这是当时时代精神的集中表达，也是社会群体的政治启蒙。
另一方面，学堂乐歌也可视为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先声。许多学堂乐歌歌词的句法、章法及语言的格调等都有了不同于旧诗词的全新的变化，明显体现出一种新的文本结构形态和语言风貌，已经有了现代汉语抒情诗形式法则的雏形。如沈心工于1902年留学日本时创作的《体操》（后改名为《男儿第一志气高》）：“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这首作品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唱起来自然流畅、琅琅上口，明显具有现代白话新诗的特征。而从时间上来看，这比胡适提倡的白话新诗运动要早十多年。总体而言，由于学堂乐歌的兴盛之期正是中国文学观念新旧杂陈的过渡时期，学堂乐歌的歌词作为一种新诗体，明显具有传统与现代、旧体制与新体制交互混杂的特点。不过，就其整体艺术风貌而言，学堂乐歌的歌词在语言体式上已摆脱“律化”诗语的句法、章法形式，展现了现代新诗语言的旋律美，符合鲁迅所说的白话新诗的艺术审美标准：“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5］藉此而言，学堂乐歌可视为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有论者认为：“先于‘五四’白话诗运动而兴起的学堂乐歌是中国诗歌由古典到现代的一次重要尝试。”［6］亦有论者指出，“‘学堂乐歌’的广义内涵，既是中国现代性新声乐和新声乐教育的第一浪潮，也是中国‘新诗’开创阶段‘新声诗’发展的第一浪潮。”［7］
20世纪中国新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学堂乐歌的兴起为标志的。作为一种有别于我国传统歌曲的新样式，学堂乐歌在政治上承当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在艺术教育中传播了现代美育理念；同时它的那种泛诗歌文体的歌词，既具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情韵，又具有向白话新诗转换的诗体特征。学堂乐歌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均体现了一种从传统转向现代的文化过渡特征，具有多重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艺术审美，学堂乐歌对当下的音乐教育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它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当前中国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82．
［2］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李叔同．李叔同诗文遗墨精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237．
［4］丰子恺．艺术趣味［M］．上海：开明书店，1934：114．
［5］鲁迅．鲁迅全集（1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0．
［6］傅宗洪．学堂乐歌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6）：135．
［7］黄丹纳．学堂乐歌：中国“新诗”历史的开端［J］ ．贵州社会科学，2010（8）：67．\
关键词：学堂乐歌；政治；美育；诗学
光绪二十八年(1902)，晚清政府迫于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新兴学堂开设“乐歌”科目，以教授中小学生唱新式歌曲。1912年，民国政府明令规定“乐歌”课为中小学必修课。“学堂乐歌”即是指为我国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开设的音乐课程而编写的歌曲。学堂乐歌以教授新式歌曲和欧洲音乐常识为主要内容，这些歌曲主要是由留学的知识分子把一些日本和欧美流行的曲调填上新词，编成新的歌曲。学堂乐歌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端，在文化精神方面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同时，作为新式教育的重要内容，学堂乐歌亦具多重文化功能。
一、“学堂乐歌”的政治功能
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封闭的国门被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时至清末，政府的羸弱无能，使整个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豆剥的危机。面对民族危亡的特殊形势，救亡图存成为全民族、全社会的共同心声。而要救亡图存，首先得唤醒浑噩麻木的民众，黄遵宪曾曰：“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藉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1］报刊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宣传工具；同时，乐歌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有效宣传武器。学堂乐歌的歌曲内容以爱国、励志、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为主，其目的是唤起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和新军士兵的爱国热情。如在富国强兵、抵御外强欺凌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黄河》、《中国男儿》、《军歌》、《汉族历史歌》、《十八省地理历史》以及沈心工作词的《体操—兵操》、李叔同作词的《哀祖国》和《祖国歌》等。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新政的政治呼吁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沈心工作词的《革命军》、华航琛作词的《光复纪念》等。在配合中小学生的“军国民教育”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从军歌》、《行军》、《出军》、《出征》、《学生军》、《海战》、《陆战》、《炮兵歌》等。这些乐歌能被世人不断传唱，主因是其歌曲内容能够震撼人的心灵，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鼓舞人们的斗志，激励人们去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奋斗。如《中国男儿》的歌词写道：“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我有宝刀，慷慨从戎，击楫中流，泱泱大风，决胜疆场，气贯长虹。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如梁启超填词的《从军乐》写道：“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发愿做军人。从军乐，前敌时。林立，硝云涌，弹星驰。我军一鼓长志气。望敌营，白一色，片片是降旗，片片是降旗。”此类政治宣传鼓动性质的歌曲在当时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茅盾在《我的学生时代》一文中说：“对于音乐，我是喜欢的，音乐用的是沈心工编的课本，其中有一首《黄河》，曲调悲壮，我很喜欢。”可见学堂乐歌的创作，在当时承担了神圣的历史使命。这些作品以铿锵有力的艺术豪情，力图唤醒中华民众，共同抵御外侮侵略，这是当时时代精神的集中表达，也是社会群体的政治启蒙。
二、“学堂乐歌”的美育功能
在封建统治阶级推行的“洋务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敏锐地认识到，中国欲国强，必须大力兴学，加强新兴人才的培养。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文明，积极兴办各种新式学校教育。而在塑造新人之人文品格方面，他们极为重视音乐的思想教育作用。梁启超指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2］李叔同在其主编的《音乐小杂志》的序言中写道：“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情操，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矣。”［3］音乐作为一种审美教育，兼具陶冶性情、培养情操、激扬思想、振奋精神等多重文化功能，这些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大力发展学校的音乐教育，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共识。学堂乐歌的创作者在歌词方面注入了现代新观念、新思想，他们把歌曲看作是“改造国民之品质”的重要手段，当成是对国民进行“德育”、“智育”的形象化教材，重在通过歌曲对民众尤其是中小学生进行思想启蒙的教育和道德情操的培养。比如《格致》、《劈占验》等宣传学习科学的思想；《缠足苦》、《文明婚》等主张妇女解放；《勉女权》、《婚姻祝词》等提倡男女平等；《赛船》、《体操—兵操》等强调体育锻炼。女革命家秋瑾的《勉女权》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愿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侯，独去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这首歌号召妇女勇敢地摆脱封建压迫的精神枷锁，投身到社会革命中去，并希望妇女们要为“恢复江山劳素手”，在当时曾起到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从美育的角度来看，学堂乐歌意在用优美的艺术去唤醒广大民众，重铸国民精魂，反映了当时人们走向文明新生代的文化态度与觉醒意识。丰子恺先生曾忆及自己小时候在学校唱《勉学》歌：“我们学唱歌，正在清朝末年，四方多难，人心动乱的时候，先生费了半个小时来和我们解说歌词的意义。慷慨激昂地说，中国的政治何等腐败，人民何等愚弱，你们倘不再努力用功，不久一定要同黑奴红种一样。先生讲时，声色俱厉，眼睛里几乎掉下泪来。我听了十分感动，方知道自己何等不幸，生在这样危殆的祖国里。”［4］可见，学堂乐歌在当时的民众中间具有多么大的艺术震撼力。三、“学堂乐歌”的诗学功能
“学堂乐歌”作为中国新式歌曲的肇端，其歌词写作也具有丰富的诗学内涵：一方面体现了对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继承；另一方面，也可视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开篇。就前者而言，学堂乐歌歌词虽然要配合新的音乐，但却带有古典诗歌的格律和韵致，具有鲜明的古典诗歌风貌。从题材选择来看，学堂乐歌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咏物，如《隋堤柳》、《雪》、《枫叶》、《杨柳花》等歌曲都是咏物名歌；而从歌名来看，这些歌词所选用的基本上是古典诗词的传统题材。如赵铭传作词的《梅花》写道：“池塘雪后晚晴天，碧纱窗外，白玉阑前。南檐破晓日初明，铜瓶水暖，纸帐香清。大地寒多几霜霰。此花偏在春先发，逗春光，露春色，陇头早报春消息。我愿青阳遍亚洲，处处春花处处游，回转东风世界新，梅花独冠群英首。”这首歌词虽然表达摘自：毕业论文格式范文www.udooo.com
了走向新世界的时代宏愿，但其所用的意象却是传统的梅花，其中延续了国人几千年来所积淀的爱梅的历史文化心理。在词作的艺术风格上，许多学堂乐歌非常注重中国传统诗词的诗情画意、情景交融。以广为传唱的李叔同的《送别》为例，《送别》的歌词写道：“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整首《送别》，沿婉约一派，清新淡雅，情真意挚，凄美柔婉，歌词造句长短参差，句式充满变化。那种痴情，那种哀怨，那种眷恋，统一于《送别》的歌吟中，珠联璧合，画意诗情，相得益彰，意蕴悠长。《送别》堪称音乐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另一方面，学堂乐歌也可视为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先声。许多学堂乐歌歌词的句法、章法及语言的格调等都有了不同于旧诗词的全新的变化，明显体现出一种新的文本结构形态和语言风貌，已经有了现代汉语抒情诗形式法则的雏形。如沈心工于1902年留学日本时创作的《体操》（后改名为《男儿第一志气高》）：“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这首作品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唱起来自然流畅、琅琅上口，明显具有现代白话新诗的特征。而从时间上来看，这比胡适提倡的白话新诗运动要早十多年。总体而言，由于学堂乐歌的兴盛之期正是中国文学观念新旧杂陈的过渡时期，学堂乐歌的歌词作为一种新诗体，明显具有传统与现代、旧体制与新体制交互混杂的特点。不过，就其整体艺术风貌而言，学堂乐歌的歌词在语言体式上已摆脱“律化”诗语的句法、章法形式，展现了现代新诗语言的旋律美，符合鲁迅所说的白话新诗的艺术审美标准：“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5］藉此而言，学堂乐歌可视为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有论者认为：“先于‘五四’白话诗运动而兴起的学堂乐歌是中国诗歌由古典到现代的一次重要尝试。”［6］亦有论者指出，“‘学堂乐歌’的广义内涵，既是中国现代性新声乐和新声乐教育的第一浪潮，也是中国‘新诗’开创阶段‘新声诗’发展的第一浪潮。”［7］
20世纪中国新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学堂乐歌的兴起为标志的。作为一种有别于我国传统歌曲的新样式，学堂乐歌在政治上承当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在艺术教育中传播了现代美育理念；同时它的那种泛诗歌文体的歌词，既具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情韵，又具有向白话新诗转换的诗体特征。学堂乐歌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均体现了一种从传统转向现代的文化过渡特征，具有多重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艺术审美，学堂乐歌对当下的音乐教育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它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当前中国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82．
［2］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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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49．［3］李叔同．李叔同诗文遗墨精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237．
［4］丰子恺．艺术趣味［M］．上海：开明书店，1934：114．
［5］鲁迅．鲁迅全集（1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0．
［6］傅宗洪．学堂乐歌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6）：135．
［7］黄丹纳．学堂乐歌：中国“新诗”历史的开端［J］ ．贵州社会科学，2010（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