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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高校中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远没有达到帕累托均衡的状态，这是因为在现有的研究生招考制度中，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导师和研究生双方均存在逆向选择的风险。本文借用声誉模型对这种逆向选择做了细致的分析，并切实得出可以通过极培育和建立完备的导师队伍、建立对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绩效评价、建立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教学和科研信用体系、适度滞后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双选工作以及在培养过程中注重思想、文化和道德等非制度因素的约束作用，使得导师和研究生均有充足的积极性建立良好声誉，以规避研究生招考过程中极易出现的逆向选择风险。
关键词：研究生招考；风险；声誉模型；逆向选择
1674-9324（2012）12-0107-04
一个重复参与相同博弈的参与人可能会试图建立一个对于特定行为方式的声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参与人总是用相同的方式博弈，那么他的对手就会预测他在将来继续这样博弈，从而相应的调整他们的行为。针对此类不完全信息的博弈问题，声誉模型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量化分析手段，并被广泛地应用于企业的战略决策、激励以及信用等各个领域。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吴育华和张庆民利用声誉模型讨论了工程项目供应链中的单期和多期委托——写作技巧问题。孙霞和赵晓飞利用声誉机制的约束和识别能力探讨了销售渠道联盟中的稳定性[3]。戚桂清和杨锡怀针对战略合作伙伴的静态和动态分别提出了筛选和合作契约模型[4]。李富强和王立勇对内部控制中的串通舞弊现象进行了基于声誉模型的控制和约束研究[5]。高山通过构建企业经营者的声誉模型，探讨了声誉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效应，以及声誉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6]。刘海洋和周明月利用两阶段声誉模型对控制检测冒伪劣现象进行了探讨[7]。而本文则拟运用声誉模型对研究生招考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从管理学的角度探寻招考中非全局优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并寻求相应的对策与建议。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是我国学位教育中的最高层面，也是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最主要的渠道之一，更是提高我国整体学术水平至关重要的环节。导师负责制是目前我国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所遵循的一项基本制度，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具体体现，故此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责任被界定为“对研究生的学习、科研、品德及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个别指导并全面负责[8]”。可见导师是研究生培养体系的核心，而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确定是该体系能否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保障。在我国目前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中，一般采用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但由于存在着客观上的信息不对称，研究生很难完全了解导师的实力情况，而所有的导师在招生过程中提供自己的公开信息时，则有可能会隐藏不利于自己的真实信息。同理，在招生过程中，导师也只能通过档案材料、考试成绩和面试表现对研究生的性格个性、理论基础和业务潜质等做出主观判断，而无法获取与事实相吻合的信息。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培养
1.模型的基本检测设。检测设一：在研究生招生过程中，导师和研究生对各自所提供的公开信息均有两种可选策略：一种是斯坦克伯格（Stackelberg）类型，分别以gT=0和gp=0来表示，选择这种策略的导师和研究生均属于合作型，即不会在招生过程中隐藏真实信息或提供虚检测信息；另一类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的代表，分别以gT=1和gT=1表示，选择这种策略的导师和研究生则有可能在招生过程中提供虚检测信息或隐匿不利于己的信息。检测设二：博弈方的策略类型属于私人信息，不对他人公开。博弈方只能通过监督评价来推断其所选择的策略类型。检测设三：博弈方均可采用“冷酷战略”，即只要发现对方在招考过程中未提供真实信息，即会在研究生入学直至毕业这一较长的时间段内采用不合作态度。
2.模型设定与分析。设CT和CP分别为研究生导师和考生通过提供虚检测信息或隐瞒真实信息等不合作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函数，显然有0≤CT≤1和0≤Cp≤1。CT→P和CP→T分别为研究生导师预期考生提供虚检测信息或隐瞒真实信息的机率和考生预期研究生导师提供虚检测信息或隐瞒真实信息的机率，代表研究生招考博弈方对另一方行为的判断，亦有0≤CT→P≤1和0≤CP→T≤1。检测定研究生导师和考生在研究生招考过程中的单阶段效用函数分别为：
UT=-■CT2+gT（CT-CP→T） （1）
UP=-■CP2+gP（CP-CT→P）？摇 （2）
由（1）式可得：若gT=0，UT可写作UT=-■CT2，此时只有取CT=0，方可使其效用最大化，这与斯坦克伯格类型的研究生导师行为相符；若gT=1，则UT=CT-■CT2-CP→T。此处作为一名理性的研究生导师，明白研究生招考对其而言将是一个多次循环的重复博弈，任何对其学术名声的伤害都将必定对其后期的科研和招生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为了获取其长期的最大效用，理性的导师可能是在博弈的最后一个阶段之前一直采取合作的策略，且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CP→T则随之减少。因此只要CP→T充分地小，且有0≤CT≤1，就有可能保证UT=CT-■CT2-CP→T≥0。同理对（2）式分析可得若gp=0，则UP=-■CP2，需取CP=0，才能使其效用最大化；若gp=1，则此刻需CT→P充分地小，方可保证UP≥0。通过对式（1）和（2）的分析，无论是研究生导师还是考生在招考过程中均存在两种类型的行为偏好，这符合前述检测设。针对于gT和gp等于0的情况，其分析过程简单明晰，对应的博弈方均属于斯塔克伯格类型。而对于gT=1和gp=1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在一次性招生过程，即单阶段博弈中，分别针对式（1）和（2）求各自一阶条件为：
关键词：研究生招考；风险；声誉模型；逆向选择
1674-9324（2012）12-0107-04
一个重复参与相同博弈的参与人可能会试图建立一个对于特定行为方式的声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参与人总是用相同的方式博弈，那么他的对手就会预测他在将来继续这样博弈，从而相应的调整他们的行为。针对此类不完全信息的博弈问题，声誉模型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量化分析手段，并被广泛地应用于企业的战略决策、激励以及信用等各个领域。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吴育华和张庆民利用声誉模型讨论了工程项目供应链中的单期和多期委托——写作技巧问题。孙霞和赵晓飞利用声誉机制的约束和识别能力探讨了销售渠道联盟中的稳定性[3]。戚桂清和杨锡怀针对战略合作伙伴的静态和动态分别提出了筛选和合作契约模型[4]。李富强和王立勇对内部控制中的串通舞弊现象进行了基于声誉模型的控制和约束研究[5]。高山通过构建企业经营者的声誉模型，探讨了声誉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效应，以及声誉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6]。刘海洋和周明月利用两阶段声誉模型对控制检测冒伪劣现象进行了探讨[7]。而本文则拟运用声誉模型对研究生招考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从管理学的角度探寻招考中非全局优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并寻求相应的对策与建议。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是我国学位教育中的最高层面，也是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最主要的渠道之一，更是提高我国整体学术水平至关重要的环节。导师负责制是目前我国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所遵循的一项基本制度，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具体体现，故此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责任被界定为“对研究生的学习、科研、品德及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个别指导并全面负责[8]”。可见导师是研究生培养体系的核心，而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确定是该体系能否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保障。在我国目前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中，一般采用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但由于存在着客观上的信息不对称，研究生很难完全了解导师的实力情况，而所有的导师在招生过程中提供自己的公开信息时，则有可能会隐藏不利于自己的真实信息。同理，在招生过程中，导师也只能通过档案材料、考试成绩和面试表现对研究生的性格个性、理论基础和业务潜质等做出主观判断，而无法获取与事实相吻合的信息。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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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级人才的初衷大相径庭，其根源就在于无论是导师还是研究生都有不提供真实信息甚至是提供虚检测信息的动机。也正是这种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的存在，使得现有的研究生教育工作无法达到帕累托均衡状态。一、研究生招考过程的声誉模型
为了避免这种在研究生招生过程中，从导师和研究生双方都可能存在的逆向选择的风险，可以考虑借鉴KMRW声誉理论进行相关分析。在文章的下述分析中，将以导师和研究生作为博弈的双方。1.模型的基本检测设。检测设一：在研究生招生过程中，导师和研究生对各自所提供的公开信息均有两种可选策略：一种是斯坦克伯格（Stackelberg）类型，分别以gT=0和gp=0来表示，选择这种策略的导师和研究生均属于合作型，即不会在招生过程中隐藏真实信息或提供虚检测信息；另一类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的代表，分别以gT=1和gT=1表示，选择这种策略的导师和研究生则有可能在招生过程中提供虚检测信息或隐匿不利于己的信息。检测设二：博弈方的策略类型属于私人信息，不对他人公开。博弈方只能通过监督评价来推断其所选择的策略类型。检测设三：博弈方均可采用“冷酷战略”，即只要发现对方在招考过程中未提供真实信息，即会在研究生入学直至毕业这一较长的时间段内采用不合作态度。
2.模型设定与分析。设CT和CP分别为研究生导师和考生通过提供虚检测信息或隐瞒真实信息等不合作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函数，显然有0≤CT≤1和0≤Cp≤1。CT→P和CP→T分别为研究生导师预期考生提供虚检测信息或隐瞒真实信息的机率和考生预期研究生导师提供虚检测信息或隐瞒真实信息的机率，代表研究生招考博弈方对另一方行为的判断，亦有0≤CT→P≤1和0≤CP→T≤1。检测定研究生导师和考生在研究生招考过程中的单阶段效用函数分别为：
UT=-■CT2+gT（CT-CP→T） （1）
UP=-■CP2+gP（CP-CT→P）？摇 （2）
由（1）式可得：若gT=0，UT可写作UT=-■CT2，此时只有取CT=0，方可使其效用最大化，这与斯坦克伯格类型的研究生导师行为相符；若gT=1，则UT=CT-■CT2-CP→T。此处作为一名理性的研究生导师，明白研究生招考对其而言将是一个多次循环的重复博弈，任何对其学术名声的伤害都将必定对其后期的科研和招生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为了获取其长期的最大效用，理性的导师可能是在博弈的最后一个阶段之前一直采取合作的策略，且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CP→T则随之减少。因此只要CP→T充分地小，且有0≤CT≤1，就有可能保证UT=CT-■CT2-CP→T≥0。同理对（2）式分析可得若gp=0，则UP=-■CP2，需取CP=0，才能使其效用最大化；若gp=1，则此刻需CT→P充分地小，方可保证UP≥0。通过对式（1）和（2）的分析，无论是研究生导师还是考生在招考过程中均存在两种类型的行为偏好，这符合前述检测设。针对于gT和gp等于0的情况，其分析过程简单明晰，对应的博弈方均属于斯塔克伯格类型。而对于gT=1和gp=1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在一次性招生过程，即单阶段博弈中，分别针对式（1）和（2）求各自一阶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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