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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9年在雅典普通法院，七十高龄的苏格拉底被指控犯有“不敬神祇罪”和“以歪理学说败坏青年罪”而送交审判。一个以追求真理而流芳后世的哲学家，何以被标榜自由的雅典城邦处死？本文将从雅典政治特点与苏格拉底所倡导的思想出发，探讨其原因。
1．实行直接制
实行直接制是雅典政治的首要的显著特征。直接制是每一个公民可以直接参与所有政策的制订，而方法是全体来决定。公民参政的最高机构是公民大会。公民大会上，公民对城邦大事的议案自由发言或展开激烈的辩论，最后采取或举手的方式，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这种简朴的参政方式鲜明地表现了雅典政治的直接性。但这种制度有其局限性：（1）少数人的直接。所谓的政治实质是奴隶主阶级的，而不是全社会的。仅此一条就把占据七成以上的雅典人，如奴隶或被释放的奴隶、外来人、雅典的妇女和儿童等挡在了政治大门之外。（2）狭隘的直接。这种由全体成年男子享有直接权利的政权形式与小国寡民的特征相适应。当人口不断增加，雅典只有依靠限制公民权的取得来维持该政治制度的存在。（3）多数人的决策往往是非理性的。参政的人们来自不同的领域，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等参差不齐，而直接导致决策的效率低下。因此，雅典城邦不可能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并因为“多数人的暴政”最终导致了城邦制度的危机。
2．主权在民，轮番为治
雅典政治的本质是主权在民。伯利克里宣称，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与“主权在民”相辅相成的是“轮番为治”。轮番为治是指公民轮流担任公职，负责国家事务。雅典的每位公民都拥有轮流任职的机会，公民既做统治者也做被统治者才合乎正义。而先不论这种主权在民之“民”的狭隘性，单看作为“主权在民制度”保障的“轮番而治”也有漏洞。例如，伯利克里就是通过连选连任首席将军而控制了雅典政局，成为事实上的政府首脑。由此可见，“轮番而治”的制本质上仍然是古代奴隶主阶级实行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其对“主权在民”的制度保障并不彻底。
3．法律至上
雅典政体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公民中贯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雅典，任何人不管他的官职有多大、威望有多高，只要违法，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伯利克里曾说：“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每一个人负担公职优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才能……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雅典人视法律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违法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公元前5世纪，雅典许多最显赫的政治家、军事家因触犯法律或遭流放，或被罚款，甚至被处死。另外，雅典人建立的极具特色的陶片放逐法则是对其法治的制度保障。它以公民的方式决定对意欲的城邦最高公职者进行放逐的处罚，是为了禁绝人治、防止而实行的一项重要制度。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起到了防止专制、保卫的作用。
1．美德即知识
以知识取代运气，以人人竞选取代人人抽签，选举城邦公职人员。管理公共事务，不仅仅是忠诚的事情，也是知识和智慧的事情。因为知识就是美德，没有知识的人，即使是善的动机，也很难结出善的果。这是对雅典的程序的一个改革。苏格拉底认为，整个危机是由道德和人性堕落、社会政治秩序混乱造成的，拯救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灵魂和人的本性，引导人们追求和认识道德的善。因此，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美德即知识。意为：人们有了关于善的知识，就会有德行。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苏格拉底的美德主要是指人的灵魂的品质，如正义、自制、智慧、勇敢、友爱、虔敬等称为人的德性。苏格拉底主张知识是靠理性获得的真理，使人辨别正确和错误，有客观的标准，能引导从善，合乎正义。
2．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认为，治国是一门艺术，需专门的知识。铭刻在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上的著名箴言——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以此要求首先研究人的本身通过审视人自身的心灵的途径研究自然，主张首先在心灵中寻找这些内在原则，然后再依照这些原则规定外部世界。这里的意思主要有：
第一，人要有自知之明，就是人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一个人认识自己的目的是获得自知之明，那些认识自己的人，知道什么事对于自己合适，并能够分辨，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不至于犯错误，从而避免祸患。
第二，认识你自己也意味着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自古至今，一切伟大的人性认识者都是真诚的反省者，他们无情地把自己当做标本，借此反而对人性有了深刻而同情的理解。
第三，认识你的最内在的自我，那个使你之所以成为你的核心和根源。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都应该认识自己独特的禀赋和价值，从而实现自我，真正成为自己。在他看来，人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感官的，而是人有灵魂、有思想，能够追求善。人要认识到只有净化灵魂，拥有善，才能真正拥有幸福。
3．自知自无知
信仰城邦的神，就是把它当做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放弃肉体和感官的才能使自己的心灵听到神的启示，听到真理的声音。苏格拉底说，阿波罗之神之所以说我是智慧的，不过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无知；别的人也同样无知，但是他们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总以为自己很智慧。换句话说，自知其无知是最大的智慧，不知其无知是最大的愚蠢。一般人被肉体和感官的迷糊了心智，也就得不到深的智慧和真理，而只能获得使灵魂堕落的各种偏见。苏格拉底就是要充当“助产婆”的角色，采用他的“精神助产术”让人们产生真理性认识。苏格拉底
4．守法即正义
当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囚在狱中时，克里托劝他逃走，他却说，一个人被冤枉时也不应该做坏事，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举动。做坏事、以怨报怨、以伤害对方作为自卫的手段都是不正当的。对于那时的希腊人来说，法律的统治就是神的统治。苏格拉底认为人的灵魂是人真实存在，理性是灵魂的本质，人通过理性的运用达到灵魂与神相通，来分享神性。法律是人通过理性发现的神的意志。由于神就是正义，那么遵守法律就是遵守正义，也就是守法即正义。
1．一种理性与意见的冲突
这其实也就是他的使命感与雅典传统的矛盾。而他的使命感，在《申辩篇》里有很好的印证。正如他在为自己申辩时说：“时至今日，我仍然遵循神的旨意，到处察访我认为有智慧的人，无论他是本城公民还是外地人；没想到有人不聪明，我就试图通过指出他是不聪明的来帮助神的事业。这个事业使我无暇参与政治，也没有时间来管自己的私事……”
2．制度有其先天的弱点
普通选民中的多数都是缺少知识的庸人，他们无知又自满，很可能无法容忍那些所谓的“异端”，从而利用制度赋予他们的权以“合法的”形式迫害甚至杀害这些正义之士。政治成为多数人意见的统治，但是多数人的意见很容易因为无知而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苏格拉底的悲剧正在于此。
多数无知的人的酿成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的悲剧由此诞生。正如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所说：“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加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参考文献
［1］汪秀丽.从苏格拉底之死谈的内在悖论［J］.科教文汇，2009（11）：243～244
［2］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8～42
［3］柏拉图.柏拉图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32
［4］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王以富〕
一、雅典政治的特点
雅典的政治自梭伦改革时开始产生，到克里斯梯尼改革时确立，伯利克里时怎么发表展到顶峰。1．实行直接制
实行直接制是雅典政治的首要的显著特征。直接制是每一个公民可以直接参与所有政策的制订，而方法是全体来决定。公民参政的最高机构是公民大会。公民大会上，公民对城邦大事的议案自由发言或展开激烈的辩论，最后采取或举手的方式，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这种简朴的参政方式鲜明地表现了雅典政治的直接性。但这种制度有其局限性：（1）少数人的直接。所谓的政治实质是奴隶主阶级的，而不是全社会的。仅此一条就把占据七成以上的雅典人，如奴隶或被释放的奴隶、外来人、雅典的妇女和儿童等挡在了政治大门之外。（2）狭隘的直接。这种由全体成年男子享有直接权利的政权形式与小国寡民的特征相适应。当人口不断增加，雅典只有依靠限制公民权的取得来维持该政治制度的存在。（3）多数人的决策往往是非理性的。参政的人们来自不同的领域，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等参差不齐，而直接导致决策的效率低下。因此，雅典城邦不可能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并因为“多数人的暴政”最终导致了城邦制度的危机。
2．主权在民，轮番为治
雅典政治的本质是主权在民。伯利克里宣称，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与“主权在民”相辅相成的是“轮番为治”。轮番为治是指公民轮流担任公职，负责国家事务。雅典的每位公民都拥有轮流任职的机会，公民既做统治者也做被统治者才合乎正义。而先不论这种主权在民之“民”的狭隘性，单看作为“主权在民制度”保障的“轮番而治”也有漏洞。例如，伯利克里就是通过连选连任首席将军而控制了雅典政局，成为事实上的政府首脑。由此可见，“轮番而治”的制本质上仍然是古代奴隶主阶级实行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其对“主权在民”的制度保障并不彻底。
3．法律至上
雅典政体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公民中贯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雅典，任何人不管他的官职有多大、威望有多高，只要违法，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伯利克里曾说：“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每一个人负担公职优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才能……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雅典人视法律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违法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公元前5世纪，雅典许多最显赫的政治家、军事家因触犯法律或遭流放，或被罚款，甚至被处死。另外，雅典人建立的极具特色的陶片放逐法则是对其法治的制度保障。它以公民的方式决定对意欲的城邦最高公职者进行放逐的处罚，是为了禁绝人治、防止而实行的一项重要制度。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起到了防止专制、保卫的作用。
二、拯救雅典就要从拯救人的心灵开始
伯罗奔尼撒战争暴露了雅典制的许多弊端，使雅典制陷入深刻危机之中，是雅典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苏格拉底认为要拯救雅典就要从拯救雅典人的心灵开始。1．美德即知识
以知识取代运气，以人人竞选取代人人抽签，选举城邦公职人员。管理公共事务，不仅仅是忠诚的事情，也是知识和智慧的事情。因为知识就是美德，没有知识的人，即使是善的动机，也很难结出善的果。这是对雅典的程序的一个改革。苏格拉底认为，整个危机是由道德和人性堕落、社会政治秩序混乱造成的，拯救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灵魂和人的本性，引导人们追求和认识道德的善。因此，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美德即知识。意为：人们有了关于善的知识，就会有德行。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苏格拉底的美德主要是指人的灵魂的品质，如正义、自制、智慧、勇敢、友爱、虔敬等称为人的德性。苏格拉底主张知识是靠理性获得的真理，使人辨别正确和错误，有客观的标准，能引导从善，合乎正义。
2．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认为，治国是一门艺术，需专门的知识。铭刻在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上的著名箴言——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以此要求首先研究人的本身通过审视人自身的心灵的途径研究自然，主张首先在心灵中寻找这些内在原则，然后再依照这些原则规定外部世界。这里的意思主要有：
第一，人要有自知之明，就是人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一个人认识自己的目的是获得自知之明，那些认识自己的人，知道什么事对于自己合适，并能够分辨，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不至于犯错误，从而避免祸患。
第二，认识你自己也意味着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自古至今，一切伟大的人性认识者都是真诚的反省者，他们无情地把自己当做标本，借此反而对人性有了深刻而同情的理解。
第三，认识你的最内在的自我，那个使你之所以成为你的核心和根源。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都应该认识自己独特的禀赋和价值，从而实现自我，真正成为自己。在他看来，人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感官的，而是人有灵魂、有思想，能够追求善。人要认识到只有净化灵魂，拥有善，才能真正拥有幸福。
3．自知自无知
信仰城邦的神，就是把它当做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放弃肉体和感官的才能使自己的心灵听到神的启示，听到真理的声音。苏格拉底说，阿波罗之神之所以说我是智慧的，不过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无知；别的人也同样无知，但是他们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总以为自己很智慧。换句话说，自知其无知是最大的智慧，不知其无知是最大的愚蠢。一般人被肉体和感官的迷糊了心智，也就得不到深的智慧和真理，而只能获得使灵魂堕落的各种偏见。苏格拉底就是要充当“助产婆”的角色，采用他的“精神助产术”让人们产生真理性认识。苏格拉底
摘自：毕业论文范文www.udooo.com
请教了当时许多政治家、诗人和工匠，发现他们都没有智慧，反而都认为自己有智慧。4．守法即正义
当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囚在狱中时，克里托劝他逃走，他却说，一个人被冤枉时也不应该做坏事，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举动。做坏事、以怨报怨、以伤害对方作为自卫的手段都是不正当的。对于那时的希腊人来说，法律的统治就是神的统治。苏格拉底认为人的灵魂是人真实存在，理性是灵魂的本质，人通过理性的运用达到灵魂与神相通，来分享神性。法律是人通过理性发现的神的意志。由于神就是正义，那么遵守法律就是遵守正义，也就是守法即正义。
三、悲剧的诞生
雅典的制度是多数人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公正的、公共利益至上的统治；是政制模式的典范，闪耀着的光芒。同时，苏格拉底可以说是美德与正义的化身，他的思想对制并没有坏处，甚至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这种光芒背后为何产生如此的悲剧？1．一种理性与意见的冲突
这其实也就是他的使命感与雅典传统的矛盾。而他的使命感，在《申辩篇》里有很好的印证。正如他在为自己申辩时说：“时至今日，我仍然遵循神的旨意，到处察访我认为有智慧的人，无论他是本城公民还是外地人；没想到有人不聪明，我就试图通过指出他是不聪明的来帮助神的事业。这个事业使我无暇参与政治，也没有时间来管自己的私事……”
2．制度有其先天的弱点
普通选民中的多数都是缺少知识的庸人，他们无知又自满，很可能无法容忍那些所谓的“异端”，从而利用制度赋予他们的权以“合法的”形式迫害甚至杀害这些正义之士。政治成为多数人意见的统治，但是多数人的意见很容易因为无知而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苏格拉底的悲剧正在于此。
多数无知的人的酿成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的悲剧由此诞生。正如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所说：“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加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参考文献
［1］汪秀丽.从苏格拉底之死谈的内在悖论［J］.科教文汇，2009（11）：243～244
［2］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8～42
［3］柏拉图.柏拉图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32
［4］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王以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