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传统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当今政府官员腐败理由

【摘 要】在中国，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根源。中国传统“家文化”及其泛化的影响，造成公共权力的私人情感化，使各种制度的执行缺乏刚性，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乏力；回报观使政府人员对所谓的朋友在心理上产生了较强的负债感，增强了其做出腐败行为的倾向。而儒家的中庸之道导致人们固步自封、明哲保身，对腐败现象不敢予以制止。因此，败必须改造落后的思想文化。
【关键词】政府官员腐败；传统文化；“家文化”；回报；中庸之道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腐败现象的关系

腐败的本义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腐烂”，引申义有“思想陈旧，行为堕落，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黑暗、混乱。”我们通常所说的腐败就是指行为堕落。对中国腐败现象，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分析有其一定的原因，但也必须从更深的历史文化传统层面进行剖析。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其中精华自不待说，但其糟粕也是不容否认和忽视的，正如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法治传统比较少”。这些文化糟粕因素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无论是腐败行为方式，还是现实制度的缺陷等，都可以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根源。

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腐败现象的原因

（1）中国传统“家文化”及其泛化的影响。在中国，“家文化”在全部传统文化中居核心地位，中外学者对中国“家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有许多论述。中国人的泛家族化历程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其一，将家族的结构形态与运作原则泛化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亦即比照家族的结构形式来组织非家族团体，并依据家族的社会逻辑（如长幼有序）来运作。其二，将家族中的关系或角色关系泛化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其三，将家族生活中所学得的处世为人的概念态度及行为泛化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这种“家文化”泛化到政治领域，使得公共权力的组织和运行人伦化，由此就产生了如下不良后果：一是公共权力运作个人感情化。二是各种制度约束缺乏刚性，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三是导致公共权力掌握者之间的监督乏力。（2）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回报”观。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有“施恩勿念，受恩莫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观念，人们认为受人恩惠后必然欠施者一份“人情债”，欠债则必然要“回报”。杨联升认为，“报”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一。文崇一在对“报恩”进行研究后指出，报恩是一种关系到“道德”和“名利”的行为。刘兆明进一步将“报”区分为“情感报”与“工具报”。“情感报”是指个人在与他人建立情感关系后，由于感受到对方在情感方面的对待，而表现出来的回报行为。“工具报”则指个人在接受他人给予的利益或损害后，基于功利的目的，以回报行为作为工具或手段，使对方也能获得同样或更多的利益或损害。在中国人的交往中，施恩与回报是双向的来往，而不是单向的给予或恩惠，而且这种“回报”具有延时和加多回报的特性，这种“回报”义务和“人情债”的心理感受会使这些政府人员对所谓的朋友在心理上产生了较强的负债感，增强了其做出腐败行为的倾向。（3）中庸之道。中庸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处事恰如其分，过犹不及，强调达到整体平衡的状态；强调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把握事物的限度，超过或达不到该限度都是不合理的。中庸思想在认识方式上追求的和谐状态分为动态与静态的，动态的和谐承认事物的矛盾的不断变化是科学的认识观，但是静态的和谐是维护固有状态的一种和谐，抹杀矛盾的发展变化，用静止的认知方式认识事物，片面地将事物的发展单纯看作是矛盾的融合与调和，无视斗争的价值，主观上夸大了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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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无法科学认识事物的矛盾性，是消极的中庸观。受消极的中庸观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多呈现综合性特点，表现为由外而内的认识问题。这种思维方式突出对全局性问题从宏观上认识，缺少逆向思维的从内而外地分析问题的过程。并且，由于人们习惯于宏观地分析与思考问题善于保持总体上的和谐，在处理问题时多以维护公共利益或公共意志为主。重共性轻个性的做法的确能够在整体上保持中庸思想所倡导的总体性和谐，使事物存在的矛盾对立性趋于统一，但是长期忽视个性的做法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主体的积极性影响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不利于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三、结语
尽管许多人认为，市场转型和经济自由化必然会导致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国家权力的扭曲，从而产生大量腐败问题，那么是否随着改革的深入，腐败问题会逐渐消失，笔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民思想根生地固的影响的视角的分析表明，结果并不乐观。在中国特有传统文化下，解决腐败问题不仅是体制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必须从文化教育方面开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