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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理论的意义上讲，治理理论引入到我国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但是这一理论是诞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与我国的基本国情不完全适应。要尽可能多的吸取这一理论的精华，用于指导我国的实践，就要不断的应用该理论来分析实际中的问题。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也不断的完善理论本身，促进理论的本土化。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国外研究
近代自然保护运动大约兴起于19世纪初，美国国会于1872年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我国于上世纪50年代也开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步伐。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前，发展速度都很慢。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向人们揭示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产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1972年，丹尼斯·麦多斯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预言增长即将达到极限。提出了“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同年，巴巴拉和雷内的《只有一个地球》的问世。再次强调了人类生存与环境的重要关联。
Paul和Merlin研究了自然保护区与地方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之类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保护和地方社会经济可以共同发展，但是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对立的关系。具体地说，在地方社会福利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时，很好地实现自然保护的目标是可能的。但是，这两者进一步向更高水平发展时，政策制定者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取舍。也就是说，在地区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与保护区的生态保护的过程中，两者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各种公共物品的理论研究中，一种属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的研究途径正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方法。传统的保护区建设、管理管理遭遇了很多问题：首先是投资不足，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政府手中有限公共资源不会优先投入到环境建设中；其次，自然保护区作为一种长期的环境工程项目，其绩效标准难以确定，无法准确衡量；第三，自然保护区为地区带来的附带成本（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以及为整个社会带来的外部经济均无法控制，使得保护区管理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附带成本引发当地社区的不满，而外部经济带来搭便车问题）。另外，市场途径也存在很多问题。第一，自然保护区提供的是纯公共物品，市场主体缺少提供这一产品的动机。第二，如果政府通过合同承包的方式雇佣私人企业提供的话，会产生大量的监管成本。并且，绩效衡量问题依旧难以解决。最后，缺乏法律权威的私营单位在处理当地社区关系时将更加困难。显然以上两种途径都无法解决保护区与社区关系的问题。第三条道路主张一种多方参与的多元网络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个人、国际组织都将是治理的主体，但相互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政府处于这一网络的中心，负责维护规则与秩序，但并不干涉其他组织的活动。这种治理形式的好处在于：民间组织与个人比政府机构掌握更多公民偏好的信息和地方的时空信息；市场主体在恰当的规则环境下更具活力和效率；而政府部门拥有前者不具备法律权威和专业技术资源；每一类行为主体都拥有于独特的优势与资源，在适当的网络结构中，系统的整体效益将超过个体效益的总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对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就是是之一研究途径的代表。她提出，人们可以通过一种被称为“自组织”的形式（self-governance）来对公共池塘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无需过多的政府干预，也避免了资源的过度开采。这种自组织没有官僚制那样标准化的机构设置，更强调的是自组织与当地的传统、习俗、宗教等相适应。她在《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中指出“激励是规则的结果，这些规则用于奖励和约束各种活动的收益与成本”。可见，在一定的规则体系，保护区的居民们可以自己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决一名保护区的积极管理者，或者蓄意的破坏者。这一规则体系就是保护区制度激励的重要来源之一。
可以说当今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从公民社会的角度
参考文献：
叶文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方法的思考[R].北京：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1995.
吕忠梅.超越与保守——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法创新[M].法律出版社，2003.
[3]Sen S；Nielsen，J.P Fisheries Co-management：a Comparative Analysis，1996.
[4]Robert S Pomeroy；Brenda M Katon；Inild Harkes Fisheries Co-management Key Conditions and Principles Drawn from Asian Experiences，1999.
基金项目：1.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基金编号：人文2012036）；2.政策网络视阈下西南喀斯特地区环境政策工具研究（课题编号：GDZT2010007）。
作者简介：刘宸（1985—），湖北大悟人，贵州大学经济学院2010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政府与城市管理。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国外研究
近代自然保护运动大约兴起于19世纪初，美国国会于1872年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我国于上世纪50年代也开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步伐。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前，发展速度都很慢。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向人们揭示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产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1972年，丹尼斯·麦多斯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预言增长即将达到极限。提出了“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同年，巴巴拉和雷内的《只有一个地球》的问世。再次强调了人类生存与环境的重要关联。
Paul和Merlin研究了自然保护区与地方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之类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保护和地方社会经济可以共同发展，但是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对立的关系。具体地说，在地方社会福利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时，很好地实现自然保护的目标是可能的。但是，这两者进一步向更高水平发展时，政策制定者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取舍。也就是说，在地区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与保护区的生态保护的过程中，两者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各种公共物品的理论研究中，一种属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的研究途径正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方法。传统的保护区建设、管理管理遭遇了很多问题：首先是投资不足，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政府手中有限公共资源不会优先投入到环境建设中；其次，自然保护区作为一种长期的环境工程项目，其绩效标准难以确定，无法准确衡量；第三，自然保护区为地区带来的附带成本（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以及为整个社会带来的外部经济均无法控制，使得保护区管理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附带成本引发当地社区的不满，而外部经济带来搭便车问题）。另外，市场途径也存在很多问题。第一，自然保护区提供的是纯公共物品，市场主体缺少提供这一产品的动机。第二，如果政府通过合同承包的方式雇佣私人企业提供的话，会产生大量的监管成本。并且，绩效衡量问题依旧难以解决。最后，缺乏法律权威的私营单位在处理当地社区关系时将更加困难。显然以上两种途径都无法解决保护区与社区关系的问题。第三条道路主张一种多方参与的多元网络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个人、国际组织都将是治理的主体，但相互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政府处于这一网络的中心，负责维护规则与秩序，但并不干涉其他组织的活动。这种治理形式的好处在于：民间组织与个人比政府机构掌握更多公民偏好的信息和地方的时空信息；市场主体在恰当的规则环境下更具活力和效率；而政府部门拥有前者不具备法律权威和专业技术资源；每一类行为主体都拥有于独特的优势与资源，在适当的网络结构中，系统的整体效益将超过个体效益的总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对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就是是之一研究途径的代表。她提出，人们可以通过一种被称为“自组织”的形式（self-governance）来对公共池塘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无需过多的政府干预，也避免了资源的过度开采。这种自组织没有官僚制那样标准化的机构设置，更强调的是自组织与当地的传统、习俗、宗教等相适应。她在《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中指出“激励是规则的结果，这些规则用于奖励和约束各种活动的收益与成本”。可见，在一定的规则体系，保护区的居民们可以自己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决一名保护区的积极管理者，或者蓄意的破坏者。这一规则体系就是保护区制度激励的重要来源之一。
可以说当今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从公民社会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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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对自然保护区发展的各方面进行了研究。主要有一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了保护区周边居民利益对于保护区管理的重要性；第二，公民参与对于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的积极影响成为一种共识；第三，将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多个维度的发展目标相结合对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管理进行分析。最后，公共池塘理论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被引入到自然保护区的研究当中。可以看出，自然保护区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建设问题，其涉及的地区发展、公民权益等问题逐渐得到了更多的学术关注，因此保护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正成为自然保护区研究的一个热点。参考文献：
叶文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方法的思考[R].北京：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1995.
吕忠梅.超越与保守——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法创新[M].法律出版社，2003.
[3]Sen S；Nielsen，J.P Fisheries Co-management：a Comparative Analysis，1996.
[4]Robert S Pomeroy；Brenda M Katon；Inild Harkes Fisheries Co-management Key Conditions and Principles Drawn from Asian Experiences，1999.
基金项目：1.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基金编号：人文2012036）；2.政策网络视阈下西南喀斯特地区环境政策工具研究（课题编号：GDZT2010007）。
作者简介：刘宸（1985—），湖北大悟人，贵州大学经济学院2010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政府与城市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