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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社会结构变动和我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学术

收藏本文 2024-07-08 点赞:21326 浏览:88828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从表面上看是由需求、投资、货币等原因造成的,从深层看却有着社会结构变动的因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控制有限退出,单位和地方政府等利益主体觉醒,但单位与个人之间依附关系以及高福利庇护并没有改变,最后导致各利益主体出现了非国家所愿的利益诉求途径,并缠绕于经济改革之中,酿成通货膨胀。
关键词:社会结构;利益诉求;通货膨胀
1978年后将工作中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在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革和放权让利。经济体制既然作为一种制度,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能够影响社会上各种制度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本文便从社会结构角度来分析其对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以及随之产生的通货膨胀。

一、 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变动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形成了新社会经济结构。首先在经济层面,取消了市场,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源配置主体和经济主体,建立了单一的公有制。其次在社会组织方面,构建了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组织结构。国家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高度组织起来,全面占有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在城市,建立单位制。将所有的城镇居民编入各种单位,由单位赋予城镇居民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单位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形成对单位成员的绝对领导和支配以及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赖性。在农村,国家建立人民公社制。规定农业人口不能向城镇迁移,只能从事农业活动。
各单位组织和人民公社,其主要职能是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管理国家所有的资源,转化为国家实现统治的一种组织化手段。最终在整个社会中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形成对单位的绝对领导和支配,单位全面占有、控制、领导和支配单位成员的一种全面的、自下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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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性向量和结构。国家实现了经济控制权力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合一。
在共产主义意义系统指导下,国家又建立与这种社会组织结构相匹配的收入分配和福利渗透。建立了一个以“均等化”为特征的收入分配政策和高福利渗透系统。通过单位组织,城镇居民的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一切生老病死全部由单位包下来,单位为职工提供全方位的福利庇护,形成一种高福利体系。但不管是收入分配还是高福利庇护,在改革开放前都处于低水平。新中国肇始,国家尚处于极贫极弱阶段,国家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镇,消费水平长期维持在生存阶段,处于一种低水平的收入均等化和低水平高福利庇护,并塑造了平等的价值理念和比较均等化的生活方式。但也造成了人民生活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社会缺乏动力和效率,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捉襟见肘的境况。逐步腐蚀到国家统治根基,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发展经济,进行经济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在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进行相应的改革,以有计划调整为主,同时放开部分商品的。1984年以后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一方面对企业和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另一方面开始以放开为主,以调整为辅的改革。鉴于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论述较多,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经济体制改革在保持原有的基本统治结构和形式的基础上,部分松动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国家放松了对农民控制,农民成为相对自由的个体。在城镇,随着国家有限地收缩控制空间,原来国家与单位这一层次的紧密关系有所放松,引发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随着国家权力收缩,在一定程度上为单位组织和个人的社会经济独立性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复苏了部分市场活力。社会各主体作为利益体的觉醒,原先被一直压抑的致富追求得到伸扬,并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的提升和变化。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收缩后留下的真空地带,又成为单位组织和地方政府扩张的领域,并在原有路径依赖之下形成不同利益诉求途径。(具体内容见下文)但单位与单位成员这一层次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单位仍控制着相当地经济社会资源,原先与单位制相匹配的高福利系统也没有发生改变,单位成员仍对单位具有很强的依赖关系。

二、 利益主体觉醒、利益诉求途径和收入消费水平变化

1. 各利益主体意识觉醒与利益诉求途径。

(1)各利益主体意识觉醒。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所有的土地与生产资料在一定时期内的使用权交给承包农户,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专业户,恢复了家庭的生产功能,这部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首先被激发和释放出来。当经济改革转向以城市后,企业利益主体觉醒成为主流。企业生产计划权、产品购销权、自主分配权等部分权力的下放,企业开始向独立核心经济体过渡,企业利益主体意识被唤醒。
此外,地方政府也日益成为一个重要利益主体。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权,并将原属管理的国营企业划归地方政府管理,又将许多原来由承担责任的工作交给地方政府完成,如基本设施建设、物价补贴、劳动就业等。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利益日益独立化、明确化和短期化,具有追求本地区财政收入最大化倾向。
(2)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途径。
①单位成员基于单位制的利益诉求途径。
在经济改革前,国家是唯一的资源配置主体和经济主体,企业员工收入也由国家决定。随着让利放权的展开,国家收缩控制空间,在国家与单位企业之间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原有的控制力量丧失,城镇居民追入的愿望膨胀起来。
这种愿望在当时主要通过单位也只能通过单位来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只在很大程度上松动了国家与单位组织之间的控制关系,但单位与个人间的关系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个人在单位之外既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资源也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如果没有了基层组织单位,那就意味着他一无所有,失去自身社会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利益格局之下,个人的收入最大化只能通过单位来实现。
按现代企业理论,企业员工收入增长要与企业经营状况联系起来,员工追入最大化要受到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制衡,企业员工的边际工资率不能超过企业的边际报酬率。员工与企业家是两股制衡的力量,实现收入增长的主要途径是进行要素有效流动,合理配置资源,努力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提高技术水平,增加企业利润,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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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初期,改革的设计者们从理论出发,设计了一幅清晰的改革蓝图。在总水平基本不变情况下,调高农产品等原材料相对,调低工业产品相对,最终调高与调低相抵,总水平不变,平稳实现改革和结构调整。
调高农产品等原材料的相对相对容易,如何顺利调低工业产品相对以及消化原材料带来的成本高涨压力,便成为改革的关键。对此企业可有内外两条道路加以消化。一条道路是从外部加以消化。通过提高工业制成品的售价,将成本上涨影响转嫁出去。不过实现这条道路还需要满足一定前提条件,即依赖于需求水平,只有当需求强劲时,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条道路则是从内部加以消化。企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物质耗费来抵消原材料涨价的影响。这两条道路的结果也截然不同。外部消化这条道路,会进一步加剧物价上涨,内部消化则会降低物价上涨的压力。两者相较,显然内部消化是我们所需要的。
国家通过对企业放权让利,以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从企业内部消化农产品等原材料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降低工业品相对。但当国家放权让利促使企业利益觉醒后,如前文所述,企业未能如国家所愿,通过提高效率消化改革的影响,相反却利用短缺经济下供需紧张和双轨制下的纰漏,大肆向外转移,以追求自身收入最大化,加剧了的上涨。
(2)产业结构调整与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追逐。
产业结构中能源工业、动力工业、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发展缓慢,成为制约了经济发展的瓶颈,导致生产资料上涨。这些基础生产资料部门一般投资大,回报周期长,资本不愿也无力涉足其中,需要各级政府加大相关基础性投资,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国家收缩控制空间后,利益日益独立化、明确化和短期化的地方政府,在追求本地区财政收入最大化之下,更多地是投入到赚钱效果快和利益高的轻工业部门,而非基础生产资料部门。大量小而分散的乡镇企业的出现,不仅使调整产业结构愿望落空,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对工业原材料等短线生产资料的需求,加剧物价上涨。

3. 政府财政赤字扩大,货币发行过量。

企业和地方政府各种短期行为结果,在旧有的高福利庇护主义思想下,又一股脑儿甩给了政府。政府每年不得不进行巨额的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从1978年至1988年11年间政府财政收入从1 121.12亿元,增加至2 628.02亿元,增长1.34倍,而同期财政补贴则从115.17亿元升至763.28亿元,增长了5.63倍,增幅高于429个百分点。每年财政收入中的1/4用于了补贴。政府财政赤字日益扩大。1978年至1988年11年间,除1978年和1985年外,其他年份都是财政收不抵支。为了弥补赤字,货币发行开始过度扩张。1984年~1987年M1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4.79%,扣除经济增长、调整、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等因素,M1的增长速度约偏高于5.73个百分点,4年累计超量发行货币(M1)约740亿元,其中,多发了250亿元。按当时货币的流通速度,740亿元的M1又会形成约3 900亿元的超额需求。货币过量发行,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最终如脱缰的野马迅速攀升。1985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幅度达到8.8%,1988年甚至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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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达到80年代通货膨胀的顶点。
参考文献:

1. 蔡重直. 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

2.

马洪,高尚全. 中国通货膨胀研究.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0. 3. 刘玉照,张敦福,李友梅. 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 李强.中国社会变迁30年(1978-2008).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徐华,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收稿日期:201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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