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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历史，所有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都必须以思想文化上的革新为先声。而要彻底推翻以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为特征的父权文化、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无疑有赖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性别意识的普遍觉醒。外国文学教学过程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建立和传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承担着引导和促进当代大专院校学子的性别意识的建立。本文将从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历史、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等角度论述外国文学教学在推动性别意识建立方面的重要意义，并结合个人的外国文学教学实践，提出将社会性别意识的形塑融入外国文学教学当中的几点有效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社会性别意识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教学
“社会性别意识”（gender consciousness）一词衍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权主义理论家对于“性”（sex）与“性别”（gender）两个关键词的区分、辨析与论争当中，但时至今日，关于这三个概念的确切定义仍然是性别研究当中一个未竟的话题。“社会性别意识”这一概念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理论旅行，跻身参与了当代中国社会性别话语的变迁与形构，而在当前的社会政治以及理论语境中，一般指代对社会性别关系的自觉认识。具体来说，是从性别的角度，观察和发现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分析其形成的原因，从而促进男女共同反思传统性别观念和规范中对于发展的某些束缚因素，谋求男女平等、和谐的发展。
从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新中国的建立，短短一百年的光阴中，中国妇女命运的改变幅度之大是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无法比拟的，她们的各项基本权利在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层面上都得到了保障，这使她们从“命定”的奴隶变成了“法定”的主人，使她们彻底从物体变成了主体。然而，一个不能
上世纪初年，西方的声声炮火把他们的器物制度以及曾让我们不以为意的文学作品变成了“不可不察、不可不学”的标准和典范。自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外国语言文字学”便已被列为文学科七目之一。时至今日，“外国文学”仍然是我国大专院校中文系文学类课程中仅次于“中国文学史”的主干课程。[3]清华外文系系主任王文显曾指出：“中国学生学习西方文学，为的是了解西方精神……”[4]这段话向我们揭示了外国文学教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文学的文化功能。 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在接受一次关于“我国外国文学教学历史、理论与方法”的访谈中指出，随着文化强国发展战略的提出，文化已然成为一个热门词汇，文化的功能也逐渐成为学术界与知识界共同关注和反思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样的语境中，正确全面地介绍国外人文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与我国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承担的人文教育功能早在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得到确认和论证。二十世纪之交兴起的英文研究（English Studies）中，英国文学的人文教育功用之议题是始终在场的，并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脉络。此外，在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的重要著作《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他将教育体系，连同教会和大众媒体，一起定义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他的论述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指区别于法庭、监狱、军队等具有鲜明暴力特征的“国家机器”的，主要通过整合和提供合法化论述等隐蔽和象征性的手段发挥功能，使得权力机器能够顺利运转的专门化机构。换句话说，所有统治阶级的统治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提供的某种令人信服的“合法化”表述。在一个男权社会当中，也是教育为男权文化的统治提供了“合法化”的论述，也是教育使得人们相信，男性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而女性被统治、被压迫、被歧视的遭际是命定的。
西北师范大学李育红教授在2002年5-6月期间，对西北师范大学全体女教工进行了一次关于高校知识女性社会性别意识现状的比较全面系统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合理、社会平等机制发展不健全以及父权文化的深远影响，在高校当中女性教师依然面临着社会地位低下、性别歧视严重的普遍存在。而高校学科课程设置、教材的编订攥写以及教学内容讲授等方面所残留的男权文化印迹，使得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甚至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都不自觉地、自然而然地将这种带有暴力性、压迫性的男权思想深深地内在化，并让其慢慢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而就本人在外国文学教学过程当中所观察到的，大部分的教师都将教学的重点放在文学史脉络的梳理、作家生平简介以及作品内容结构的分析上，都将教学的目标设置为使学生能够培养文学感受力、掌握基本的文学常识以及提高专业的文本解读能力，而学生也仅仅满足于对主要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了解，满足于对教科书上教条式的文学批评的接受。一提美狄亚，他们都能想到恶毒的、泯灭人性的女人；一提简爱，他们都认同为女性独立自主的楷模。论及《哈姆雷特》，他们能脱口而出，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精神的象征，奥菲利亚是无知天真的少女，乔特鲁德是善变轻浮、不贞不洁的女人，等等。在被动接受这些陈词滥调的分析和定型化想象的同时，学生不仅丧失了形成个体阅读和审美体验的能力，也失去了反思质疑、独立思考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些教条化解读当中所裹挟的阶级、性别、种族立场和倾向都被毫无保留地吸收和消化。所幸的是，教育系统并非一个毫无问题的、同质的复制男权文化意识形态，在葛兰西的理论当中，它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和裂隙的场域，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可以斗争、抢夺、协商的阵地。也就是说，文学教学是一个既可传播男权意识形态，亦可挑战颠覆男权意识形态的双向运动过程。《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明确指出：“在课程、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中，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师培训课程，在高等教育相关专业中开设妇女学、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社会性别与发展等课程，增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社会性别意识。”[5]因此，改革以男权思维设立、组织、实施的现代教育制度、传统文学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将是普遍提高公民社会性别意识的一个有效途径和突破口。
为了在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性别的视角和维度，使学生了解千百年来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在男权文化阴影下的挣扎求存，促进学生性别意识的觉醒，从根基上动摇男权思想的统治，我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性教学实践。首先，树立正确的文学史观和总体视野。在正式进入课本内容的讲解之前，我会先让学生看一下教材的目录，告诉他们书本中所建构的文学史版图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是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和大男子沙文主义印迹的。所谓的“外国文学史”，在教科书的叙述当中，仅仅是由欧美白人男性作家作品，以及极少数的亚非拉美男性作家作品组成，期间偶尔提及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屈指可数，极大多数也只是一笔带过。而在这部片面的文学史之外，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当中，在庞大的女性群体当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具有极高文学艺术价值和成就，却一直不被承认、不被接受、不被重视的作家作品。因为，文学史从来都是由男性所书写的，而我们所接受和认同的从来都是欧美主流的文学史观。其次，在设置重点分析的
一个世纪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实现了男女同校和受教育权的平等，但在男权文化余威未尽、社会性别意识普遍低下的背景中，妇女，仍是最漫长的革命。而外国文学教学在传播女性主义理论、提高全民性别意识方面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作为推行性别公平教育最直接的传播者、施予者和参与者的大专院校教师，任重而道远。
注释：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4页。
http：//news.timedg.com/2012-11/13/content_12933339.htm，201
[4]温华：《“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与学科发展：从清末到民国》，载《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10期，第59页。
[5]http：///？action-viewnews-itemid-121209，201
[澳]Chris Barker. 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M]. 罗世宏等译.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陈静，张一立. 外国文学教学与女大学生双性人格培养[J]. 文学教育. 2012（6）：113-114.
[4] 刘意青，邹赞，聂凤芝. 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意青教授访谈[J]. 社会科学家. 2012（4）：3-7.
[5] 李育红. 高校知识女性社会性别意识现状调查与对策思考[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3，17（2）：33-36.
[6] 王政. “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J]. 妇女研究论丛. 1997（1）： 14-20.
[7] 赵艳红，李洋，张东洁. 用社会性别意识审视中国的女性教育[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35（5）：104-106.
关键词：社会性别意识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教学
“社会性别意识”（gender consciousness）一词衍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权主义理论家对于“性”（sex）与“性别”（gender）两个关键词的区分、辨析与论争当中，但时至今日，关于这三个概念的确切定义仍然是性别研究当中一个未竟的话题。“社会性别意识”这一概念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理论旅行，跻身参与了当代中国社会性别话语的变迁与形构，而在当前的社会政治以及理论语境中，一般指代对社会性别关系的自觉认识。具体来说，是从性别的角度，观察和发现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分析其形成的原因，从而促进男女共同反思传统性别观念和规范中对于发展的某些束缚因素，谋求男女平等、和谐的发展。
从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新中国的建立，短短一百年的光阴中，中国妇女命运的改变幅度之大是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无法比拟的，她们的各项基本权利在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层面上都得到了保障，这使她们从“命定”的奴隶变成了“法定”的主人，使她们彻底从物体变成了主体。然而，一个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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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现实是，“中国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她们的解放是由近现代史上的先觉者所提出与推动，并最后由新中国政府所指定的法律最终规定下来的，她们在争取解放道路上的前行由始至终都是被推动、被规定的。据新华社于2012年11月23日报道，十八大代表、上海市妇联党组书记焦扬在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说，“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有待进一步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增强“性别意识””此外，“性别平等仅仅靠妇女来做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尤其是政府的行动，也就是要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社会发展主流。”由此可见，在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已然走过一个多世纪的今天，对女性意识/性别意识的重提与关注显然十分必要，而承担着为我国培养高素质人才之重任的大专院校，其在树立与传播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优势与功能是不可忽视的，而外国文学作为历史悠久而丰厚的人文资源的携带者，其讲授与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亦为当代大学生、我国未来公民的社会性别意识的形塑打开了一个可能性的空间。上世纪初年，西方的声声炮火把他们的器物制度以及曾让我们不以为意的文学作品变成了“不可不察、不可不学”的标准和典范。自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外国语言文字学”便已被列为文学科七目之一。时至今日，“外国文学”仍然是我国大专院校中文系文学类课程中仅次于“中国文学史”的主干课程。[3]清华外文系系主任王文显曾指出：“中国学生学习西方文学，为的是了解西方精神……”[4]这段话向我们揭示了外国文学教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文学的文化功能。 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在接受一次关于“我国外国文学教学历史、理论与方法”的访谈中指出，随着文化强国发展战略的提出，文化已然成为一个热门词汇，文化的功能也逐渐成为学术界与知识界共同关注和反思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样的语境中，正确全面地介绍国外人文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与我国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承担的人文教育功能早在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得到确认和论证。二十世纪之交兴起的英文研究（English Studies）中，英国文学的人文教育功用之议题是始终在场的，并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脉络。此外，在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的重要著作《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他将教育体系，连同教会和大众媒体，一起定义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他的论述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指区别于法庭、监狱、军队等具有鲜明暴力特征的“国家机器”的，主要通过整合和提供合法化论述等隐蔽和象征性的手段发挥功能，使得权力机器能够顺利运转的专门化机构。换句话说，所有统治阶级的统治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提供的某种令人信服的“合法化”表述。在一个男权社会当中，也是教育为男权文化的统治提供了“合法化”的论述，也是教育使得人们相信，男性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而女性被统治、被压迫、被歧视的遭际是命定的。
西北师范大学李育红教授在2002年5-6月期间，对西北师范大学全体女教工进行了一次关于高校知识女性社会性别意识现状的比较全面系统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合理、社会平等机制发展不健全以及父权文化的深远影响，在高校当中女性教师依然面临着社会地位低下、性别歧视严重的普遍存在。而高校学科课程设置、教材的编订攥写以及教学内容讲授等方面所残留的男权文化印迹，使得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甚至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都不自觉地、自然而然地将这种带有暴力性、压迫性的男权思想深深地内在化，并让其慢慢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而就本人在外国文学教学过程当中所观察到的，大部分的教师都将教学的重点放在文学史脉络的梳理、作家生平简介以及作品内容结构的分析上，都将教学的目标设置为使学生能够培养文学感受力、掌握基本的文学常识以及提高专业的文本解读能力，而学生也仅仅满足于对主要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了解，满足于对教科书上教条式的文学批评的接受。一提美狄亚，他们都能想到恶毒的、泯灭人性的女人；一提简爱，他们都认同为女性独立自主的楷模。论及《哈姆雷特》，他们能脱口而出，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精神的象征，奥菲利亚是无知天真的少女，乔特鲁德是善变轻浮、不贞不洁的女人，等等。在被动接受这些陈词滥调的分析和定型化想象的同时，学生不仅丧失了形成个体阅读和审美体验的能力，也失去了反思质疑、独立思考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些教条化解读当中所裹挟的阶级、性别、种族立场和倾向都被毫无保留地吸收和消化。所幸的是，教育系统并非一个毫无问题的、同质的复制男权文化意识形态，在葛兰西的理论当中，它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和裂隙的场域，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可以斗争、抢夺、协商的阵地。也就是说，文学教学是一个既可传播男权意识形态，亦可挑战颠覆男权意识形态的双向运动过程。《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明确指出：“在课程、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中，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师培训课程，在高等教育相关专业中开设妇女学、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社会性别与发展等课程，增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社会性别意识。”[5]因此，改革以男权思维设立、组织、实施的现代教育制度、传统文学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将是普遍提高公民社会性别意识的一个有效途径和突破口。
为了在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性别的视角和维度，使学生了解千百年来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在男权文化阴影下的挣扎求存，促进学生性别意识的觉醒，从根基上动摇男权思想的统治，我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性教学实践。首先，树立正确的文学史观和总体视野。在正式进入课本内容的讲解之前，我会先让学生看一下教材的目录，告诉他们书本中所建构的文学史版图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是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和大男子沙文主义印迹的。所谓的“外国文学史”，在教科书的叙述当中，仅仅是由欧美白人男性作家作品，以及极少数的亚非拉美男性作家作品组成，期间偶尔提及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屈指可数，极大多数也只是一笔带过。而在这部片面的文学史之外，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当中，在庞大的女性群体当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具有极高文学艺术价值和成就，却一直不被承认、不被接受、不被重视的作家作品。因为，文学史从来都是由男性所书写的，而我们所接受和认同的从来都是欧美主流的文学史观。其次，在设置重点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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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作品时，有意识地、选择性地向女性作家作品倾斜。在授课过程当中，我会刻意选入一些教材中没有提及的，或者仅一笔带过但其文学性更突出或者文学史意义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的女性作家作品。例如，在讲萨福时，我会提醒学生其文学史地位之高可媲美荷马，并尽可能多地搜集关于萨福的生平资料，以及配乐朗诵芦纸断章，让学生体会其抒情诗当中的缠绵悱恻；在讲十八世纪小说的兴起的时候，特意提示学生当时除了以笛福为首的一批已然得到主流文学史肯定和记录的一批男性作家作品外，还有一批能够创造出与这些“经典作品”同样优秀的女性作家作品；而在讲19世纪中期英国小说时，我又特别选择了勃朗特姐妹的作品，《简·爱》和《呼啸山庄》，作为主要的解读文本。再次，在解读具体作品时，侧重于进行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并把性别视角作为细察文本的切入点。比如，在讲《哈姆雷特》时，我选择了奥菲莉亚和乔特鲁德而不是教材中选取的哈姆雷特，作为人物形象分析的主要对象。通过把原文与译文对照着逐句细读，让学生体会乔特鲁德作为一个深陷权利与的旋涡、并始终深爱自己儿子的母亲的无奈，挑战和颠覆当下主流文学史基于男性性别立场对她们所做出的定型化想象。在讲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时，以简·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作为前/潜文本，引导学生将注意力从占据话语权的简转移到一直被迫害、被忽视、被歧视的失语者——伯莎.梅森，揭示简·爱被塑造为一个独立自主、自尊自爱的女性典范背后所隐藏的男权思维，从而指明男权文化结构是如何内在化于一位女性作家的叙事当中，并又在一种隐秘而合理的叙事逻辑中运作自身的。最后，在布置作业时，我着意让学生以伯莎·梅森的视角重写《简·爱》这个故事，这样既使学生能够细致体察一位被遗弃、被迫害、被漠视的女性的心路历程和情感经历，还有效杜绝了他们抄袭论文的现象，更大大激发了他们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一个世纪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实现了男女同校和受教育权的平等，但在男权文化余威未尽、社会性别意识普遍低下的背景中，妇女，仍是最漫长的革命。而外国文学教学在传播女性主义理论、提高全民性别意识方面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作为推行性别公平教育最直接的传播者、施予者和参与者的大专院校教师，任重而道远。
注释：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4页。
http：//news.timedg.com/2012-11/13/content_12933339.htm，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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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华：《“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与学科发展：从清末到民国》，载《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10期，第55页。[4]温华：《“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与学科发展：从清末到民国》，载《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10期，第59页。
[5]http：///？action-viewnews-itemid-12120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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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澳]Chris Barker. 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M]. 罗世宏等译.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陈静，张一立. 外国文学教学与女大学生双性人格培养[J]. 文学教育. 2012（6）：113-114.
[4] 刘意青，邹赞，聂凤芝. 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意青教授访谈[J]. 社会科学家. 2012（4）：3-7.
[5] 李育红. 高校知识女性社会性别意识现状调查与对策思考[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3，17（2）：33-36.
[6] 王政. “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J]. 妇女研究论丛. 1997（1）： 14-20.
[7] 赵艳红，李洋，张东洁. 用社会性别意识审视中国的女性教育[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35（5）：10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