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文中佛经意象

摘要：唐代文化极度发达，大量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互相融合，发展很快。而整个有唐一代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也都推行了兼容并包的政策，因而唐代文化的融合性很强，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大量外来文化经过融合之后得到了很大发展，同时也对唐诗这一展现唐代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学体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译佛经因果报应、空义、神通、地狱、化城等思想内容、套子式行文等形式体制为纯汉地诗文所无。那么，佛教文化对唐代诗文产生了什么影响？唐代诗文中又体现了哪些佛教元素？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唐代诗文；佛经；佛偈；典故
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既继承了前朝历代的精华，又揭开了后代诗歌艺术的序幕，在我国诗歌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代诗歌博采众长，对大量的文化形式和体裁都有借鉴，民歌、歌赋、经文等在唐诗中都能找到影子。唐代作为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文化极度发达，大量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互相融合，发展很快。而整个有唐一代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也都推行了兼容并包的政策，因而唐代文化的融合性很强，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大量外来文化经过融合之后得到了很大发展，同时也对唐诗这一展现唐代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学体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佛经自汉代译入，渐渐地在汉地扎根，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汉人的思想言行。汉地本土诗文作为“人”的诗文，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必然表现出这种影响。在唐代，佛教十分兴盛，全国僧侣、寺庙的数量远超前朝历代，在唐朝后期，因为寺庙和僧侣人数太多，政府还推行了“会昌灭佛”，可见唐代佛教规模已十分庞大，对社会生活已有十分巨大的影响。
汉译佛经与中国唐代诗文均叙述情节完整的故事，均论说事理，佛偈与汉地诗、颂、赞等的语言形式有很大相同之处：均有四言等形式；而汉译佛经因果报应、空义、神通、地狱、化城等思想内容、套子式行文等形式体制为纯汉地诗文（非佛经及受佛经影响者，下同）所无。两者的相同之处奠定了前者影响后者的基础，两者的不同使前者影响后者有了必要可能。正是具备了这种基础和可能，中国唐代本土诗文受到了汉译佛经的较大影响，相关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诗文与佛经

中国唐代诗文所受汉译佛经影响是很大的，在佛经的影响之下，唐代诗文不仅出现了新的思想内容，其形式体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搞清中国唐代诗文所受佛经影响，可更加透彻地认识中国诗文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佛经对汉地本土诗文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对当今吸收外来文学、文化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外来的佛教文化与我国本土文化是如何相互融合的。
佛经产生于南亚次大陆的天竺，有独特的思想内容，汉人对此颇感兴趣。到了唐代这一现象日渐成熟，许多文人墨客以诗、赋、颂、赞、诏、敕、启、疏、论、序、小说、史传、子书、愿文、仟文、变文及道经等比较多地引述、阐释、评价、讨论佛经的思想内容，如唐张读《宣室志》卷八《杨叟》引用《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又如萧梁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述梁武帝命人“日往屠肆，食切鼎俎，即时救赎，济免亿数”，其思想基础便是《楞枷经》、《大般涅姥经》等处断食肉的主张等。由此来看，根据佛经内容进行述说、或者将佛经教义作为行文的思想基础在唐代诗文中是比较常见的。

二、唐代诗文外在形式和佛经意象

1.创作素材的扩充和形式的变化

唐代诗文取材广泛，单就诗歌而言，就有行别诗、咏物诗、抒情诗、边塞诗等多种形式，而佛经的引入又极大地扩充了唐代诗文的取材范围，因而创作素材便是唐代诗文中重要的意象。唐代佛教文化已十分普及，各地寺庙林立，僧侣众多，而大量的佛教经典也开始广泛流传，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佛经便成为文人们诗文创作的源泉。诗如鸠摩罗什的《十喻诗》、萧梁萧纲《十空诗》、《琴诗》等都是典型的以佛经为主题的诗文，而《降魔变文》等则是以佛教经典或传说为主题创作的诗文。
除内容外，唐代诗文中佛经意象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形式。佛经的某些形式远比汉地本土诗文同类者突出、集中，汉地一些人对此颇感兴趣，将之汲取融入自己诗文中，如佛偈之大量议论为东晋玄言诗、陶渊明等人的诗汲取，佛经倡颂与长行杂错的方式为道经、变文汲取，齐梁文人非乐府体五言四旬小诗体制与佛偈中大量存在的五言四句的体制有一定关系，汉地小说虚构故事的事件链很长是受到佛经中同类现象的影响等。

2.议论和散文化

在佛教经典中，佛经教义中有大量议论，句式绝大部分是散文化；五言四句一首的体制极常见，后者无佛义，议论不多，散文化的句式不多，五言四句一首的体制齐梁之前不多见，而在唐代则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唐代诗文中，议论性的内容和形式十分常见，尤其是标准的律诗，通常通过前半段的论述在后半段予以升华，论述一定的道理，单纯描述景物的诗文并不多见，用字数相等的整齐句子议论佛教义理，同议论佛义的佛偈殊无二致。当然，汉地诗歌本来就有议论，虽不多，上述诗歌颇多议论自然与此有关。
除了议论化，散文化也是唐代诗文中重要的现象，汉译佛偈实质上是散文形式，是装在五字句（五言佛偈）、四字句（四言佛偈）、七字句（七言佛倡）等“框架”中的散文，这恰好与唐代诗文的表现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例如如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三《授记品第六》中云“为佛智蕙净修梵行，供养无上二足尊”，这就是典型的对佛偈翻译的诗文化处理，当中散文意象十分明显，其原文是“告诸比丘我以佛眼见是迦叶子未来世过无数劫 当得做佛 而于来世供养奉觐三百万亿诸佛世尊为佛智葸净修梵行供养无上二足尊已修习一切无上之葱 于最后身得成为佛”。诗歌句式散文化，使诗歌别具一种古朴风格，值得肯定，同时汉译佛偈促使诗歌内部更多地注入了散文的因素，促进了诗歌体貌的多样化，增强了其活力。

3.五言诗文的急剧增多

纵观唐代诗文，在整个唐诗体系中，五言诗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另外几种形式的总和，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大量存在的五言四句乐府小诗密切相关，也和佛教经文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因为在隋唐时期的汉译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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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五言偈颂极多，如《佛说方等般泥洹经》、《大哀经》、《佛说逝童子经》、《修行道地经》、《涅椠经》等，不少了解或熟悉佛经的汉人或生活在汉地的外地人对汉译佛经中偈颂之五言形式颇感兴趣，将之汲取到自己颂的创作中，汉地本土遂出现了大量的五言颂。而五言诗文形式也快速发展，在唐代诗文中十分常见，尤其是汉译佛家和道家经典，更是大量运用了这一手法，如《无上大乘要诀妙经》、《洞玄灵宝诸天世界造化经》等都是当时汉译佛经的代表。与四言诗相比，五言诗的平仄形式和内容包含性更加丰富，音节更灵活，表意更丰富于传统的四言、六言、七言等之外，又添加了一种新的形式，增强了表现力。

三、唐代诗文内在内涵的佛经意象

1.诗文中的典故

比拟用典是唐代诗歌的重要形式，也是诗文藻饰的重要构成因素，在唐代，随着佛教文化的深入发展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面逐步扩大，佛教中的典故与经典被大量运用。诗、赋、颂、赞、铭、诏、敕、论、启、疏、书、序、小说、变文、愿文、忏文及道经等，都有大量的佛教用典事例，成为唐代诗文中佛教意象的重要体现。典故、比喻的来源之一。如萧梁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述梁武帝命人“日往屠肆，食切鼎俎，即时救赎，济免亿数”，其思想基础便是《楞枷经》和《大般涅姥经》等佛教经典中处断食肉的典故。又如，萧纲在《大法颂序》中称颂唐玄宗对民众和社会风气的教化，说“遣方便之说，导化城之迷”，这里的“方便”也来源于佛家典故“方便善巧”和“方便胜智”，这两者是佛经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见于《法华经》、《维摩诘经》、《大般涅媒经》等佛经，而“化城”则是《妙法莲华经》著名七喻之

一、诸如此类对佛经典故的运用，在唐代诗文中是十分常见的。

2.诗文境界中佛教思想的体现

唐代诗文十分重视境界的塑造，即意境和思想境界，不能“言之无物”，而唐代诗歌中也常常蕴含和体现出许多佛教当中的思想境界，王勃、李白、杜甫等唐代大家作品都有许多体现佛教思想的诗句，这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有“诗佛”之称的王维。王维自称摩诘居士，“摩诘”二字便有深厚的佛教禅宗思想，其诗文往往直接通达佛理，如“了观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计苟不生，是身孰休咎？”便是佛教四大皆空境界的体现，而“色声何谓客，阴界复谁守？徒言莲花目，岂恶杨枝肘”。则有明显的“，空即是色”的佛教理念。
除了王维之外，诗仙李白也对佛教和道教文化多有钦慕，在其诗文中经常出现佛教禅语，如《庐山东林寺夜怀》中的“天香生虚空，天乐鸣不歇。湛然冥真心，旷劫断出没”。其中的“虚空”、“湛然”、“冥真”、“旷劫”等都是典型的禅语，而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中的“万籁此都寂 ，但余钟磬音”则描述了万籁俱空，本无一物的空泛境界，遣词造句之间着力体现佛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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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唐代另一位诗文名家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的核心力量，其诗文作品也有很多佛教意象，最典型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通过描写孤寂、静谧、清寒的环境，体现了“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思想。
四、结语
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其包括诗文在内的文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代诗文取材广泛，意境优美，包容性和系统性极强，佛教思想在唐代的盛行为唐代诗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唐代诗文对佛教意象也多有体现。佛教文化与唐代诗文，成为一个彼此联系的相互研究切入点。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一定可以对唐代的诗文和佛教文化取得更加丰富的研究成果。
注释：
樊而峻，原梅生：《中国古代诗文典籍》，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年版。
参考文献：
樊而峻，原梅生.中国古代诗文典籍[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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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鑫炎.中国本土佛教文化发展考证[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杜艳凌云南昆明消防部队昆明指挥学校训练部文化教研室6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