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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视域两种视域下资本理由融通性

收藏本文 2024-03-24 点赞:33899 浏览:156882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 摘要: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极为不同,导致了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基于这两种视域对资本问题研究的巨大反差。基于两种视域对资本问题的融通性研究,目的不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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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在于将现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化”,而在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问题的实践出发,如何运用现有理论更好地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背景下资本问题的规律性及发展趋势。当今中国,如果学术界将两种视域下对资本问题的研究完全隔裂,是不能反映中国资本实践问题的真实情况。在两种研究范式不发生质的变革的情形下,对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思路进行创新融通,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资本问题;融通性;研究范式;视域
    1007-2101(2013)03-0005-06
    步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指引下,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这四大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具体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将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然而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新的挑战,经济学界迫切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应加强对《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其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本身都是科学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理论的研究,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许多理论成果对深化改革的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特别是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资本的研究似乎松懈了。这显然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不相符合。
    改革开放至今,三十余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观念、概念、资本实践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背景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问题的研究也面临着全新的重大挑战。一个基于文献的判断是对《资本论》视域研究的、马克思称之为极其简单而无内容的最基本的资本问题的研究停滞不前,文献极少;而基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域的具体而极其繁杂的资本实践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文献极多。两种视域下资本问题的研究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给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们带来了深思。本文正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就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基于《资本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种视域比较资本研究的融通性问题。

    一、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基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90年代的中后期,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功能等,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概括为“为资本正名”。其中代表性研究包括梁坚、何炼成、杨承训、文宗瑜、武建奇、蒋学模等的研究[1-6]。另一个时期是在21世纪初,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对资本的研究更多地结合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特别是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的特殊性,但文献的数量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何炼成等[7]。但也有学者批判了“资本中性论”,认为不存在“公有资本”和“社会主义资本”。总之,上述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而主要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的具体形式进行研究,其资本形式主要表述为:中国固定资本存量,特别是物质资本存量以及中国资本积累及其效率等。代表性学者有:张军等、李治国等、王孟欣、张勇、吕冰洋等[8-12]。这些研究一般使用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构建数学模型,通过实证结果检验其结论。通常认为这类实证研究与第一类从《资本论》视角对于资本的研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此也很少有文献把二者结合起来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两类研究之间可以互相借鉴,特别是对于从《资本论》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可以借助于第二类研究的某些数据或结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得到一些更有价值的成果。综合来看,完全照搬《资本论》的内容,将其看成不变的教条,直接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中根本行不通;而完全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也有可能陷入“数学教条主义”[13]。可见,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须借鉴外国一切先进理论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对其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因此,一个可行的思路是以《资本论》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时,大胆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具体资本的某些方法、手段。从《资本论》三卷研究内容的逻辑关系来看,第一卷着重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三卷中“资本”的内涵和外延明显不同,且有明确的规定性。一卷中“资本”概念最抽象;二卷中“资本”主要指产业资本,或更加强调为工业资本;三卷中“资本”主要指各种具体资本,即作为特殊要素的资本形式。可见,本研究可以借鉴马克思《资本论》三卷的研究思路,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长期以来,在理论界有一种倾向,似乎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研究中国的资本问题,就是一个很高深的领域,只有专门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才去做,并且似乎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体的资本形式及其表现出来的科学数据等相隔离,这显然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且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大相径庭。而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保证其研究结果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二、两种视域下比较研究的主要方向

    (一)资本概念

    “资本”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中心范畴,马克思正是围绕“资本”构建展开他的经济理论体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频繁使用资本概念,但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赋予资本的内涵大致有狭、中、广三种,我们分别称之为狭义资本、中义资本、广义资本。
    狭义资本,作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特殊剥削关系,是反映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特有范畴。马克思说:“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14]在这里,资本以劳动力商品的存在为决定性条件。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上述狭义的资本关系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其他一切关系,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资本范畴,最基本、最主要、最常见的是这种狭义资本。
    中义资本不仅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殊剥削关系,而且是对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共有的一般剥削关系的本质概括。这种中义的资本含义,马克思在多处使用过,如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商人资本和资本、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
    广义资本作为一般无酬劳动支配权或剩余劳动索取权,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迄今任何社会生产方式下的共有范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篇的最后,马克思先把剩余劳动称为无酬劳动,接着指出:资本“按其本质来说,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这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际上是无酬劳动的物化。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14]无酬劳动即剩余劳动,而剩余劳动在不同社会生产关系下,其具体形态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在封建社会它主要表现为地租,在奴隶社会则主要表现为对奴隶的直接强制劳动,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剩余劳动又表现为社会的积累、管理和保障费用。马克思写道:“一般剩余劳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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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超过一定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13]马克思把这种剩余劳动看作“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既然剩余劳动存在于迄今一切社会形态中,那么作为剩余劳动支配权的广义资本,就是一个内涵极为宽泛的概念。
    从国内文献来看,目前从《资本论》视角研究资本问题的文献相对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原因主要是当时市场化体制建立,改革进一步深化,需要对资本概念的深入研究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然而从目前来看,那一时期相对集中的文献对于资本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很多共识,特别是学者们在从广义资本的角度研究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时,始终无法突破狭义资本概念的束缚,从而形成巨大的矛盾。学者们认识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与马克思的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始终未有定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争议就是关于“公有资本”概念的认识问题。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研究资本问题,其资本概念与《资本论》视角的概念有巨大差异。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研究的资本范畴,主要从要素论角度出发,其体现的是经济增长的物质条件;而从《资本论》视角研究的资本范畴则更多体现的是生产关系,这也正说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关于资本物质方面的研究总是具体而多样的,而关于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总是简单而抽象的。由于概念范畴的判别不同,也导致了研究具体内容的差异。因此从目前资本问题研究的现状来看,关键是学者们如何从两类资本概念范畴中找出研究的融通点,为两大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内容,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

    (二)资本规模和结构

    本文所指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是指一国宏观意义上资本总量的规模和结构。其与金融学、企业财务学上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概念不同。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4]资本是依靠剥削工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物,但物本身并不天生是资本,只有当它们成为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并作为剥削雇佣工人的手段、生产出剩余价值时才成为资本。所以从本质上说,资本是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资本,总是体现在物品上,通过一定的物表现出来,这种情况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些物品本身天然就是资本。因而历史上和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资本说成是同生产工具一起出现的、超越历史的范畴,否认资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而将资本主义解释成为一种永恒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这种谬论,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14]
    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也必须体现为一定物的形态。那么这种资本所体现的物质形态在量上如何衡量?国内学者基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大都不太关注这样的问题,至少笔者从《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四种刊物中未找到这一视角的文献。相反如果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角度研究资本量化问题的文献却非常多,特别是将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角度的文献占有很大比例,在上述四种学术期刊搜索的结果中约占到60%。本文所界定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宏观上资本表现物的量的规模和结构。如何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同时在实际中如何衡量这一定义下的资本规模和结构,在经济学理论界少有研究。结合收集到的上述经济学期刊上的主要文献,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语境下的资本规模的量的衡量,由物质资本的存量来代替;而资本规模的结构问题,可以由物质资本存量的总量指标中按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两大类进行解构。这样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大视域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可以创新性地融通起来,下文尝试以此为例具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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