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其限度:治理中学生参和逻辑分析查抄袭率

[摘要]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理性化进程中，大学自身的价值观发生裂变，产生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二者的对立使学生表现出不同的追求。二者中的任意一方走向了极端，又会导致学生的非理性参与。因此，有必要探寻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逻辑主线，即两种理性保持统一——行为目的渗透着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体现着行为目的，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参与。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学生参与　大学治理
[]A　[文章编号]1005 5843(2012)03—0111—03
[作者简介]毋靖雨，周鸿，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重庆400715)
大学治理的核心思想是大学的各项权力应在各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转移与重新分配，实现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共同治理。大学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拥有多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其中，学生便是一个核心利益相关者群体，在大学治理时是拥有参与资格的。既然学生享有参与大学治理的权利，那么，学生在参与共同治理时应如何在与有效之间更好地体现其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对此，从韦伯的学说中我们可得到一些启示：世界正在经历着理性化过程——世界性祛除巫魅。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是不容回避的。因此，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离不开理性的观照。然而，理性化的进程中大学的价值观又裂变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若二者单向度地发展，达到一定极致状态，势必影响到学生参与的效果，因此学生参与中所持有的理性又具有了一定的限度。

一、理性的对立：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互斥张力

理性是指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和过程，是相对于感性、知觉和情感而言的。韦伯以理性理论作为哲学基础分析一切社会行为，其整个思想都贯穿着理性。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矛盾的紧张和对立造就了近代西方文明的一切成就和问题。可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使人类在产生各种社会行为时存有迥异的理解和不同的追求，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亦如此。

(一)学生参与中的工具理性诉求

韦伯将工具理性界定为：“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它具有事实的性质，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反应的是客观的事实关系，受到客观物质世界的限制和约束，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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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客观的合理性。它与责任相联系，认为“一个行为的价值只能在于行为的后果，它要求行动者义无反顾地对后果承担责任，并以后果的善补偿或抵消为达成此后果所使用手段的不善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因此，为了达到行为的特有目的，不会重视行为本身的价值，通常所选取的手段也是经过量化的符合经济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原则，追求效率的最大化。
毋庸置疑，自启蒙运动后，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笼罩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产生一种社会行为时，会精心设计并选择该行为的目的。为了达到该目的，会考虑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其所附带的后果，并从中选取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进行行动；人们也囿于效率的最大化，沉溺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神话。当然，教育活动也不能幸免，教育从宏观走向了微观，全面开始了制度化、规范化、操作化的进程。受此影响，学生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参与到大学的治理过程中。为了寻求大学治理效果最佳化，成立了相关的学生组织、制定了参与的规章细则、明确了参与的权责范围。

(二)学生参与中的价值理性诉求

价值理性常将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行为的至上目标。学生参与大学治理，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是学生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从理性层面考察，则会发现这是一种引入了一系列价值判断后所采取的行为，指向的是参与、身心全面发展、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追求。价值理性在学生参与过程中所体现的作用就是赋予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社会行为“应如何”的价值取向和“必如此”的信念，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大学治理效果的最大化，因为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在校时间有限，治理效果很难在这段时间内实现最大化，他们更多地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社会行为一旦渗透了工具理性，那么在该行为中行为主体会重点考虑的是行为手段对达成既定目的的可能性，对于既定目的所包含的终极价值是否合乎行为主体的意愿则并不关心；而价值理性若支配着行为，那么其关注点将必然会聚焦于行为是否合乎行为主体的终极价值，而对于行为的目的则是置若罔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对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所表现出的不同诉求和理解，引发了对“学生如何参与大学治理”、“学生应如何参与大学治理”的思考。然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韦伯基于对社会行为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均属于“理想类型”，因为二者从未以纯粹的形态在现实中出现过，任何可称之为社会行为的实际行动都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成分在内。

二、理性的极致：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现实遭遇

任何实际行动都包含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因为从二者的任何角度去看，对方都是非理性的，如工具合理性行动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为该行动在目的上是合理性的，行动主体使用经过理性计算的手段达到预期目的。而从价值合理性行动的角度上看，工具合理性行动只为追求功利的目的所驱使，势必会漠视人的情感、精神价值的实质，把功利目标视为唯一目的，导致行为方式的“常规化”，使社会生活丧失多元价值的创造性，因此是习惯性的、常规性的、缺乏创造力的。而从工具合理性行动来看，价值合理性行动中的行为主体，关注和解决的是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至于行动所引发的结果如何，则不在其考虑的范围之中。因此，二者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任何一方单向度地发展，势必将合乎理性的行动引向非理性。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充满着偶然性，很难严格遵循理论所指引的方向发展。

(一)工具理性的膨胀

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影响，人们的物欲开始膨胀，并表现出极端的功利性，工具理性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也难以幸免。1.学生参与目的的功利性。工具理性强调效率至上，采取易于操作的手段追求实用目的。效率至上的逻辑使得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时表现出功利性。学生参与大学治理，仅仅局限于与学生利益相关的范围内。这种参与目的的功利性从学生参与的途径中也可见一斑，如可能会有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参与学生管理工作的学生。
2.学生参与主体的客体化。工具理性的笼罩导致了主体客体化。学生主体价值在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中的式微，可归因于多方面：被学校所忽视，学生不重视维护其自身的主体价值。虽然学生自身的维权意识已经逐步增加，纷纷要求参与到大学的各项事务管理中，大学也意识到了维护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要性，设置了许多学生组织，为学生参与到学校具体事务管理中提供了平台；然而，由于对目的的过分追逐，使得学生在参与大学治理时依然难以充分体现其主体性，而成为大学各项管理决策的执行者、学生工作者的助手。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参与相差甚远，其主体价值逐渐被忽视。
3.学生参与价值的边缘化。受工具理性支配，学生在参与大学治理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采取更有效方式提高大学的治理效果，而对于参与过程中所包含价值的重视不足，尤其是公平、等内在价值。而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学生参与并非放弃价值，而是寻求其外在的价值，即学生参与大学具体事务管理要为大学、社会怎么写作。而公平、更多地是符合学生作为人的发展所需要的，是属于人的内在价值，工具理性中的学生参与行动则对此是很少考虑的，因为其考虑的重点在于如何实现其参与的目的。
工具理性的膨胀有可能使得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在实践层面上成为空中楼阁，在逻辑层面沦为检测命题。当然不能因此否认工具理性的重要作用，因为上述弊端仅是工具理性过于膨胀情况下的极端表现。

(二)价值理性的偏执

近代以来，由于工具理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支配了人类的社会行为，所以价值理性日渐被人们所忽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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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许多人呼吁要寻回应有的价值理性。然而，在价值理性回归的进程中需要提防价值理性过于偏执，否则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中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1.学生参与过程的无序性。价值理性若发展到了极致，那么该行动则只关注行为本身的终极价值是否合乎行为主体的意愿，对于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并不关心。这对于工具理性而言，是不顾行为后果的非理性行为。若过分宣扬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价值理性，那么学生参与在过程上将最终表现得无序，这种无序主要是由学生参与目的的矛盾性和学生参与方式的随意性造成的。受价值理性的支配，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在目的上将更多关注参与行为是否合乎其自身发展等内在价值。此外，这种无序还与参与方式的随意性有关。学生受价值理性的影响，对于参与大学治理行为的既定目的并不是很关注，因此对于达成此既定目的的手段方式选取也不关注，所以就造成了学生参与大学治理中所采取方式的随意性，大多学生参与的方式多为通过校长接待日、信箱或是诉诸于学生组织来进行。因此，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中的无序性就变得难以避免了。
2.学生参与主体的崇高化。价值理性行动关注行为本身的价值是否合乎行为主体的意愿，虽然它也强调主客和谐，然而价值理性一旦陷入了极端，则将易于标榜人的内在价值高于一切。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中，受极端价值理性的支配，易陷入一种潜在的危害之中，即学生过分追寻符合自身发展的内在价值，其参与大学治理的目的将会发生重大偏移，重在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地位，而忽视大学治理的目的。对于参与大学治理的学生而言，其自身主体地位高于一切，其他的则是次要的，从属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之中，因为他们坚信人的内在价值高于一切，只有人的主体地位得以彰显，一切方显得有意义。
3.学生参与价值的绝对化。由于价值理性行动引入了价值判断，坚持价值本位，这种价值是包含了一种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其他行为方式的自觉信念，所以合乎价值理性的行动以绝对价值为取向。然而，若这种价值理性走向了偏执，则很容易将这种绝对价值绝对化，同时也将边缘化行为的外在价值。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若为这种偏执了的价值理性所困，则将难以避免学生绝对化自身参与的价值，将符合个人发展的价值置于崇高地位。在参与过程中，将狂热追求、公平，而冷淡参与过程的外在价值。然而在政治化进程中，学生追求、公平的方式也必将遭遇现实的阻挠，因为大学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学生捍卫自身利益时也需要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

三、理性的统一：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逻辑主线

(一)学生参与的行为目的渗透着终极价值

1.学生参与的手段符合公平精神。学生参与大学具体事务管理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管理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行动世界宣言》明确指出：“国家和高等院校的决策者应将学生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的和负责的参与者。这应包括学生参与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讨论，参与评估，参与课程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并在现行体制范围内，参与制定政策和院校的管理工作。”此，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手段决定了其参与的效果，并体现其参与目的。因此，若要在学生参与的目的中体现出公平精神，需要学生能够在参与的手段、方式上体现出这种精神。当前学生的参与往往局限于学生干部等少数学生，参与的手段主要依靠学生组织。为此，大学在其治理过程中要引导在校的所有学生参与，而并非部分学生干部；还要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学生参与其中，并非只通过学生组织。
2.学生参与的目的合乎自身发展。学生自身的发展包含情感、价值观、信念和修养等内在品格的养成，这些可增强获取参与的机会、提高参与的手段与决策等各方面的外在能力。学生参与手段所体现出的公平精神，易于彰显学生的主体精神，同时将更有助于学生主动、平等且有所互动地参与到大学治理过程中。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最终目的渗透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目的是学生在获取参与机会、决策参与等方面努力的结果。此外，有学者在质疑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是否合法时，认为学习是学生首要的权利和责任，在这个前提下，其他的活动终究是次要的。然而，我们不能将学习局限于课堂上，因为对学生而言，欠缺的是实践经验。

(二)学生参与的终极价值体现着行为目的

1.学生自身发展的满足可提高其参与治理的能力。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时要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终极价值，参与过程中若能持有积极的态度、高度的责任感以及持续的动力，将促进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学习机会、提高学习效率，增强参与大学治理的能力。这无论对大学还是学生，都会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学生锻炼了自己，提升了参与大学具体事务管理的能力，获得了自身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为大学创设了一个稳定的管理环境。
2.学生公平参与的落实可提高其参与治理的效率。学生受价值理性影响，在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中，追求一种参与的实质公平，体现为参与的过程与形式必须是主动的、平等的且是互动的。然而，在价值理性的影响下，行为者易将注意力停留于此，对行为的目的置若罔闻的态度将会使其行为失去努力的方向。所以，学生参与所追求的价值应以学生参与行为的目的为导向，唯如此，行为方具有可能。因此，大学治理过程中引入学生参与，要为学生创设一种公平、平等的参与机制，并将公平精神贯彻始终，与学生参与目的相结合，这样学生参与才有奋斗的方向和动力。这也有利于提高大学治理的效率。
注释：
①[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
②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③韩淑萍，张晓春，教师继续教育：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内在张力[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6，(6).
④卢晓中，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理念及对中国的影响[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8.
⑤[美]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234.
(责任编辑：刘新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