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会计政治维度

一、会计政治观的基本主张：会计“非中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会计界展开了对会计本质的讨论，形成了“管理活动论”、“信息系统论”、“制约系统论”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现在，“信息系统论”已成为流传最广的观点；在西方，主流的会计辞典将会计定义为“获取与经济组织的资源以及与运用该资源实现组织目标有关的财务信息的原则、惯例以及一套业已建立的一般程序；它的怎么写作功能就是提供关于价值的信息”。应当承认，这些“主流”会计理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会计本质的认知，然而，它们几乎全部秉持“会计中性论”、忽略了会计的“非中性”特征；特别是，它们基本上将现有会计制度和规则视为既定前提，所有的讨论都是在这一既定框架下展开的，因而它们并不去深究会计制度及规则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以及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正因此如，在面对很多新的会计现象时，“主流”会计理论明显缺乏解释力。
按照“会计中性论”，会计在财富分配（无论是在一国内部还是在国际层面）中的作用是超然独立的。然而，至少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会计就与剥削理由联系在一起，因为工厂主至少可以通过操纵折旧率来加强剥削。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会计标准的国际化进程更是充满了政治冲突。如果事实不是这样，那么欧共体的会计协调战略就不会举步维艰，二十国集团（G20）的历次峰会就不会将“单一的、高质量的全球会计标准”作为主要议题之一。凡此种种皆表明，我们对会计本质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深化。
就会计政治观而言，实则首先是对“会计中性论”这一传统认知的质疑和批判。会计政治观并不满足于在既有的会计制度和会计规则框架下进行分析理由，其所强调的是会计制度的形成及变迁层面的理由，尤其是政治行为与会计制度的互动。由于会计具有利润计算功能并由此具有了财富分配功能，因此，它绝不可能是“中性”的。会计政治观所重点关注的，就是会计现象发生的政治背景及其发展的政治逻辑；这一观点认为，会计并不仅仅是对经济活动进行“中性”记录的信息系统，它还是企业组织权力系统中一个能够直接制约组织资源获取和利益分配的子系统；通过该子系统所制定的最符合组织利益的绩效衡量标准，组织的资源制约权和利益分配权得以不断扩大，最终实现组织所代表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强化与扩张。因此，一方面，会计成为将现有社会政治结构合理化的手段，相应地，会计报表也就成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记录，因而难以做到对基本经济现象的客观反映；另一方面，当代表不同社会政治模式的组织在同一市场上展开竞争时，完全采用某一特定组织的绩效衡量标准就意味着对其他标准的断然否定，这无疑会削弱其他组织乃至这些组织所代表的国家的竞争力，由此必定引起国家政治力量的介入，会计理由就自然地转化为国际政治理由。“会计非中性”，这便是会计政治观的基本主张。

二、会计政治观的理论作用：对会计研究策略论的反思

当前，国内学术界探究会计本质的热情严重不足，导致这种情况的理由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几乎整个理论界非常明显地转向“实证化”研究，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绝非因为我们已经一劳永逸地完成了对会计本质的认识。就此目前状况而言，会计理论的确需要某种反思。新的会计现象不断涌现，对会计本质的认识应该是无止境的。学者成圣树和丁平准在论证会计“管理活动论”时就明确提出，应破除会计研究的“终极论”；而杨时展教授在提出会计“受托责任论”时，也否认它是“对现代会计本质的一个正确认识和一个正确的定义”，认为“这纯然是一种探索”。这样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由于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推动知识的增长，因此，评判某一学术成果价值的标准，就是要判断该研究是否增加了知识存量。那么，如何推动知识的增长呢？
卡尔·波普尔的认识论探究了“知识的源泉”。在他看来，知识的进步主要在于对先前知识的修改；错误的发现和消除可以通过批判他人的理论或猜测以及通过批判我们自己的理论或猜测，这就是知识的进步和知识的来源；无知的主要源泉是我们的知识只能是有限的，而无知必定是无限的；科学的理性是批判，也即不断推翻旧理论，不断作出新发现。因此，我们知识的源泉是：我们的知识有各种各样的源泉；但没有一种源泉有权威性。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应始终带着批判精神，不断作出“猜想与反驳”，因为批判精神正是学术的生命。
批判精神的形成需要研究人员具有敏锐的直觉、丰富的想象力和缜密的推理能力。他需要运用他的直觉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筛选出那些看似“独特”的现象（归纳），因为这些现象似乎不能为旧理论所解释，在此基础上，他需要运用想象力和推理能力提出一个全新的命题（演绎），并进一步地寻找更多的经验事实来检验这一新命题（实证检验）。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是由“描述或叙述”（description，事实本身）到“说明”（explanation，事实的上下关系）再到“解释”（interpretation，事物“为什么”要那样）的知识历程（张东荪）。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批判精神是首要的。批判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正是教导人们不断提出“为什么”，并从对无数个“为什么”的解释探寻会计的政治维度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中，不断深化着对世界的认识。
批判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要求我们在理论研究中摈弃“策略导向”的研究思路，而采用“理由导向”的研究思路。这是因为，“策略导向”的思路带着策略的框框去分析理由，往往为策略所累；更主要的是，“策略导向”的“实证研究”思路一般需要首先建立数学模型，但由于有非常多的因素难以量化，因此，模型的诸多检测设往往不太符合现实。罗纳德·科斯认为，经济学的检测设既要简单，又要真实。在他看来，由于检测设严重脱离现实，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只不过是“黑板经济学”。实际上，单纯的数量关系并不足以解释经济现象的本质。门格尔就曾致信瓦尔拉斯说：“我们不仅研究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也研究其本质。我们怎能借助数学策略获得价值、租金、利润、分工、金银复本位制等等的性质呢？”
就认识过程而言，“策略导向”的研究思路似乎仅仅局限于对现象的描述和说明，并不能通过解释“为何是这样”而获得新的知识。而“理由导向”的研究思路则强调认识过程的完整性，尤其强调通过运用“发生学”来获得对事物的发展过程的整体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为什么是这样”的答案。由于我们绝无可能通过某一门现代的学科获得对现象的全面的精确理解，“只有借助于综合大多数精确的社会科学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门格尔），因此，“理由导向”的研究思路必定导致“历史主义”的回归和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会计政治观正是运用批判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来认识会计现象而得出的新命题。就会计研究而言，这种探究“发生学”的“理由导向”式的观念与策略，自然需要首探寻会计的政治维度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如需论文查抄袭率.先了解会计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才能研究会计“为何是现在这样”（进而才有可能判断会计的未来）。会计政治观首先具有一种认识论作用，它提醒我们反思会计理论研究目前状况：我们为什么不重视“历史主义”？应如何认识的“实证主义”？我们是否应深刻反思这充斥着“精巧”模型的学术的“摩登时代”？我们还要偏执地在“全盘实证化”的道路上走多远？又应如何探寻会计理论研究的合理方向、如何实现会计理论研究策略论领域的“均衡”？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会计学不应仅仅被“主流”学派所统治，更不应被“画地为牢”式的“主流”研究策略所统治，这就需要理论研究者敢于带着批判精神来推动“主流”与“非主流”研究之间的均衡。当然，作为“非主流”的批判力量必须具有真正的智慧，否则，现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模式就无可避开地自我强化，而会计学就会毫无悬念地成为一门“沉闷的科学”。

三、会计政治观的实践价值：拓展会计学研究领域的尝试

目前，国际会计的几大难题（如合并报表、外币折算、公允价值等）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究其理由，主要并不在于缺乏适当的解决方案，而是在于某种理论上较为完美的方案往往被政治力量所否决。美国“第8号财务会计准则”被“第51号财务会计准则”所取代即是明证。前者虽然富有理论逻辑，但在这种理论下产生的会计数字并不受人欢迎。另外，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在美国和欧洲的曲折命运也颇令人感慨。看来，会计与国际国内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会计政治观运用会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策略，尝试以会计学的视角和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关系，似乎有可能将会计的研究领域扩展至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
比如，凭借其资本市场容量的巨大优势，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国际会计标准领域独享“会计霸权”，而欧洲企业为获取在美国上市的资格，就不得不屈从美国方面的压力，花费不菲的代价按照美国会计标准调整其财务报表。在欧洲看来，这构成了欧洲跨国公司的巨大的竞争劣势。为此，欧盟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手段来转变这一不利局面。
早在1950年代，欧盟便通过起草会计“指令”（directive）的方式在其内部推行会计协调战略，然而，由于成员国间会计传统各异，这一战略并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集团的另一成员英国也在缓慢地推进它的会计标准全球化计划，其实际执行机构即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迟至1990年代初，两股力量并没有任何交集。1993年，德国跨国巨头戴姆勒奔驰公司在纽约上市的惨痛经历使得欧盟开始重视与IASC的合作。当时，奔驰公司按照美国会计标准调整了1993年上半年的会计报表，结果是，在德国会计标准下1.68亿德国马克（1.02亿美元）的盈利变成了美国会计标准下9.49亿德国马克（5.75亿美元）的亏损！除此之外，奔驰公司还为此支付了6000万美元的报表调整费用，且在此后还需每年支付大约1500至2000万美元的此类费用。对欧洲来说，这显然是一项巨大的且难以接受的成本。
为获取国际会计标准的主导权，欧盟确立了联手IASC对抗美国“会计霸权”的战略目标。最终，欧盟于2002年通过一项“条例”（regulation），要求“自2005年1月1日起，共同体范围内所有的上市公司必须在每个会计年度按照已采纳的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并没有要求所有企业都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而只是将范围限制在“欧盟范围内的上市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也就是说，非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和上市公司的个别财务报告无须执行这一规定。这一灵活的政策体现了“求同存异”的精神，充分尊重了各成员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目前看来，由于欧盟对国际会计准则的采纳意味着多数发达国家成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其前身即IASC）的客户，而美国在采纳国际会计准则方面的一再拖延（迄今仍未完成其“路线图”计划）就尤其显得缺乏诚意，也因此遭受了不少质疑与批评。这表明，在国际资本规则竞争的舞台上，欧盟成功地将“实现全球单一的、高质量的会计标准”的压力转到美国一边，成为国际会计标准领域无可置疑的重要的主导者。日本著名学者大前研一甚至更为明确地指出：全球会计标准如今以欧盟的国际会计标准为中心，正在逐渐收敛成一个单一的标准。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在美国次贷危机波及欧洲后，持有大量美国垃圾债券的欧洲银行因金融资产大幅缩水而出现了巨额亏损，欧洲的金融市场处于动荡之中。为挽救市场信心，2008年10月7日，欧盟经济与财政部长理事会对IASC施压，要求修改国际会计标准以便使欧洲的银行放弃对缩水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进行计价。6天后，法国国民银行、德意志银行和法国外贸银行因此举分别调增了15亿欧元、8.45亿欧元和

3.1亿欧元的利润。显然，大银行的盈利表现会使欧洲金融市场免于更剧烈的动荡。

在资本全球化扩张的历史阶段，会计标准成为一种最基本的资本规则，而民族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利益会自然地通过这种资本规则来获取和维护，因此，透过会计不难了解某一国家或区域组织的治理理念和行为方式。运用会计政治观从中国视角出发分析会计国际化进程，不仅可以梳理国际会计演化发展的历史，还能够深化对欧盟治理、欧美关系等方面的认识，也为我们处理“坚持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获取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借鉴。
四、结语
会计政治观以会计制度的变迁为重点、从政治的视角出发来认识会计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些理论作用和实践价值。当然，这只不过是对会计本质的另一种探索，绝不意味着对会计本质的认识已经达到终点，其无非要表明，会计理论研究必须具有批判精神、摒弃任何先入之见。也许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的话可以给我们更多启迪——“我们没有多少关于世界经济的确定性知识……得到更多这种知识的途径是，利用所有可利用的策略、从所有可能的角度进行探索。大喊大叫地坚持某种信念无助于这种探索。”可以说，如果会计政治观具有某些可能的价值，即在于它推开了认识会计的政治维度的虚掩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