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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禹贡》是我国最早的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是后世了解上古时期我国地理自然概况的重要文献，《禹贡》记载了大量有关虞夏历史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禹贡》；虞夏历史；史料价值
1009-0118（2013）03-0340-01
自近代以来，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怀疑虞夏历史的存在。而《禹贡》篇，作为《尚书》中记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文献，也成为学界研究虞夏历史的焦点，那么虞夏历史是否存在？《禹贡》又是否具有史料价值呢？
首先，从考古资料来看，1959年，徐旭生先生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指出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和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为两片可能的区域，并亲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在偃师二里头发现早商遗存后，进一步提出在河南偏西、山西西南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建议。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队对二里头进行试掘，发现了从龙山晚期到早商
其次，我们还要思考既然考古资料证明，虞夏文化的考古遗存是存在的，那么《禹贡》是否是记载了虞夏历史的古籍呢？夏代的史料如果没有文字作为依托，那么它们是如何流传的？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探寻一下夏朝是否存在文字，可以说夏代是否存在文字是《禹贡》存在的重要基础。
考古资料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有，相关学者释为“亳”字。在东下冯遗址中也发现了刻画符号，如，学者释为“文”字。虽然所有的夏代遗址发现的所谓文字只有几个字，但是最早的陶文当属江西清江和河北藁城发现的两处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陶文，这些陶器的年代经测定要比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时代要早，其时间上限可定在商代的早期或中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西清江发现的陶文，考古人员在清江吴城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字和符号，甚至还有图像，总数为120余件。这批文字符号多数是单个的，也有二、四、五、七个字共刻于一器之上，字数最多的为11个，绕一件泥质黄釉陶罐肩部刻成一周。这说明文字符号已经出现了由多个单字组成的词和句子，已经不再是孤立的文字。
又有《尚书·多士》中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不像甲骨文或金文那样成篇的文字殷先人自然应生活在商汤建立商代之前，即夏代。册、典为当时的经典书籍，所以夏代必然要有文字存在才可能存在册、典。在殷墟考古中学者们认为汉字在武丁卜辞中为定型的初期阶段，但不是最早。由于文字的定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故而在公元前21世纪文字的雏形应该出现了，所以根据考古的推测，理论上夏代应该是有文字的。当然，这些夏代文字现在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这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现。但可以想见，《禹贡》的流传是在夏代文字的基础上而来的。
再者，结合《禹贡》的内容来看，《禹贡》全书共1193字，以山脉、河流等为标志，将夏代疆域划分为九州，全书分为五个部分：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九州，九为数目，在古时“三”、“九”等常用作虚指，“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州，在甲骨文中写作、金文中写作、《说文》云：“州，水中可居曰州。”又云：“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广雅》云：“州，国也。”但是我们在理解上不能把“州”理解为《说文》中的岛屿的，那应该是后来“州”演化为“洲”之后的意思，理解为国家也似有不妥。州的正确的理解应为聚落，这些聚落以山川为界，尤其以河流为最多，所以写作。这九州分别为冀州、兖州、徐州、扬州、豫州、梁州、雍州。《禹贡》九州中所描述的区域与现在考古发现中的夏文化的区域基本吻合，夏文化的范围即中国古代常说的“禹域”。
从以上的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禹贡的具体内容来看，虞夏历史是存在的，同时在《史记·夏本纪》中，司马迁选取了《尚书·禹贡》的大部分内容，系统地叙述了由夏禹到夏桀约四百年间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由原始部落联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概貌，尤其突出地描写了夏禹这样一个功绩卓著的远古部落首领和帝王的形象，其中关于尧舜、禹禅让的历史，根据《尚书·毛典》，夏商周的历史均将《尚书》作为主要材料。《史记》的系统完整性为我们构建中国上古文明史提供了框架基础，而其客观可靠性又使我们复原一个真实的上古文明史成为可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禹贡》也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的。这都是我们在《禹贡》研究中必须重视的问题，也启示我们重新反思疑古思潮带来的不利影响。顾颉刚先生还专门创办了以《禹贡》为名的杂志，发表学人的有关论述，推动古史地理的研究。
关键词：《禹贡》；虞夏历史；史料价值
1009-0118（2013）03-0340-01
自近代以来，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怀疑虞夏历史的存在。而《禹贡》篇，作为《尚书》中记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文献，也成为学界研究虞夏历史的焦点，那么虞夏历史是否存在？《禹贡》又是否具有史料价值呢？
首先，从考古资料来看，1959年，徐旭生先生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指出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和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为两片可能的区域，并亲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在偃师二里头发现早商遗存后，进一步提出在河南偏西、山西西南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建议。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队对二里头进行试掘，发现了从龙山晚期到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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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层文化堆积，这便是举世闻名的二里头夏文化。通过碳十四的测定，二里头文化在时间段上基本与夏代存在时间相符，这就证实了夏王朝的存在。二里头文化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根据许多遗址的地层学观察，比如在新密市新砦遗址、洛阳东干沟遗址、临如煤山遗址，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叠压着河南龙山文化；而在偃师二里头、巩县稍柴、郑州洛达庙等遗址都可见到二里头文化上叠压着二里岗文化。其次，我们还要思考既然考古资料证明，虞夏文化的考古遗存是存在的，那么《禹贡》是否是记载了虞夏历史的古籍呢？夏代的史料如果没有文字作为依托，那么它们是如何流传的？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探寻一下夏朝是否存在文字，可以说夏代是否存在文字是《禹贡》存在的重要基础。
考古资料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有，相关学者释为“亳”字。在东下冯遗址中也发现了刻画符号，如，学者释为“文”字。虽然所有的夏代遗址发现的所谓文字只有几个字，但是最早的陶文当属江西清江和河北藁城发现的两处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陶文，这些陶器的年代经测定要比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时代要早，其时间上限可定在商代的早期或中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西清江发现的陶文，考古人员在清江吴城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字和符号，甚至还有图像，总数为120余件。这批文字符号多数是单个的，也有二、四、五、七个字共刻于一器之上，字数最多的为11个，绕一件泥质黄釉陶罐肩部刻成一周。这说明文字符号已经出现了由多个单字组成的词和句子，已经不再是孤立的文字。
又有《尚书·多士》中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不像甲骨文或金文那样成篇的文字殷先人自然应生活在商汤建立商代之前，即夏代。册、典为当时的经典书籍，所以夏代必然要有文字存在才可能存在册、典。在殷墟考古中学者们认为汉字在武丁卜辞中为定型的初期阶段，但不是最早。由于文字的定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故而在公元前21世纪文字的雏形应该出现了，所以根据考古的推测，理论上夏代应该是有文字的。当然，这些夏代文字现在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这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现。但可以想见，《禹贡》的流传是在夏代文字的基础上而来的。
再者，结合《禹贡》的内容来看，《禹贡》全书共1193字，以山脉、河流等为标志，将夏代疆域划分为九州，全书分为五个部分：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九州，九为数目，在古时“三”、“九”等常用作虚指，“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州，在甲骨文中写作、金文中写作、《说文》云：“州，水中可居曰州。”又云：“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广雅》云：“州，国也。”但是我们在理解上不能把“州”理解为《说文》中的岛屿的，那应该是后来“州”演化为“洲”之后的意思，理解为国家也似有不妥。州的正确的理解应为聚落，这些聚落以山川为界，尤其以河流为最多，所以写作。这九州分别为冀州、兖州、徐州、扬州、豫州、梁州、雍州。《禹贡》九州中所描述的区域与现在考古发现中的夏文化的区域基本吻合，夏文化的范围即中国古代常说的“禹域”。
从以上的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禹贡的具体内容来看，虞夏历史是存在的，同时在《史记·夏本纪》中，司马迁选取了《尚书·禹贡》的大部分内容，系统地叙述了由夏禹到夏桀约四百年间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由原始部落联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概貌，尤其突出地描写了夏禹这样一个功绩卓著的远古部落首领和帝王的形象，其中关于尧舜、禹禅让的历史，根据《尚书·毛典》，夏商周的历史均将《尚书》作为主要材料。《史记》的系统完整性为我们构建中国上古文明史提供了框架基础，而其客观可靠性又使我们复原一个真实的上古文明史成为可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禹贡》也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的。这都是我们在《禹贡》研究中必须重视的问题，也启示我们重新反思疑古思潮带来的不利影响。顾颉刚先生还专门创办了以《禹贡》为名的杂志，发表学人的有关论述，推动古史地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