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梁衡的散文《夏感》描绘了夏天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表现出了他对夏天的独特喜爱。作者将历代文人很少写夏天归因于闲情逸致的人不喜欢夏天紧张的旋律，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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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潜在的文化因素，它与中国传统的好恶观，儒家思想，阶级矛盾都有着联系。
关键词 好恶；儒家；阶级
一、中国式好恶观对夏天写作的影响
有个成语叫“爱屋及乌”，即喜欢一个事物，会喜欢上与此相关的事物。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如此。而中国从古至今往往是最喜欢春天的。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是生长的季节，展现出强烈的生命力。“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等这些诗句都表现了生命的蓬勃成长。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国，春天更是一年最重要的季节。它是播种的季节，民以食为天，“一年之计在于春”说明了春天在当时的意义。人们都把最热烈的情感赋予春天，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中，春花成了美好事物的代表。秦观的“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表现了人们对春天的痴恋。元好问的“渺渺吟怀，漠漠烟中树。西楼暮，一帘疏雨，梦里寻春去”体现出春天逝去后的伤痛。而《论语》中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更是令人神往。春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季节，而是人们喜爱感情的凝结。春游，春宴，春雨，春雷，踏春，赏春等词语层出不穷，都体现了人们对春的热爱。但却没有那么多与夏有关的带有喜悦色彩的词语。夏天去郊外不是踏夏吗？夏天去野炊不是夏宴吗？夏天的雷不是夏雷吗？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却基本上没有听到过踏夏，夏宴，夏雷等词语，反而是关于“春”的词语有不少。这无疑是历代人们太热爱春天，将对夏天的一些喜爱的情感依附在春天上了，是一种情感的转移，是爱屋及乌的具体表现。正是这种中国式的好恶观的影响，历代文人笔下便少了夏的影子，更多的是春的痕迹。
二、儒家思想对夏天写作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儒家的代表孔子一向是中国人的人格象征。儒家提倡中庸之道，通俗的说，就是为人处事不激进，不颓废，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世界。这在儒家的言论中有着较多的体现。如“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既来之，则安之。”。这些都表现了儒家温文尔雅的气质。而这种作为正统思想的气质在千百年的历史中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使中国人普遍的比较温和。也正是这种温和的习性，中国人通常不喜欢激烈的事物。太过激烈的变动便会被本能的排斥在外，不被人所接受。如辛亥革命中对剪辫，放足，自由恋爱的一度抵触。同时，如果一个个性太过张扬的人，势必是不受欢迎的。而夏天正是一个激烈的季节，梁衡在文章中也说明“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种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夏天有着高温，也有生命力的旺盛，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因此，夏天在人们心中便是一个激烈的形象。信奉中庸之道的历代中国人大多会回避它，拒绝它，自然就很少有与它有关的作品了。其实，这种习性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它使得中国文人大都有软弱性。一遇到非常时刻，往往束手无策，自寻短见。从李煜的哀婉之词到文天祥的以死明志，从陆秀夫背着皇帝跳海到王国维的投湖自尽，都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一种放弃抵抗的姿态。
三、阶级矛盾对夏天写作的影响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以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为主要矛盾的。地主给予农民一定的土地让其耕种，耕种的成果大多作为地租归地主所有，使得农民较为贫困。再加上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土地兼并，农民生活更加困难，甚至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巨大差异。农民生活每况愈下，“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都反映了农民艰难的生存状况。这种状况势必加重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于是抗租、抗税、、起义等事件时有发生，地主与农民之间就形成了对立。而在中国古代，读书做官是许多人一生的追求，而读书之人得负担较为高昂的学费，以及长途奔波进城进京的考试花费，这些都是较高的费用，一般人都觉得困难，何况是长期贫困的农民。因此，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大多数家里是比较宽裕的，宽裕之家往往就是地主阶级家庭。这些家庭本与农民有着天然的矛盾，与农民的交情不深。于是读书人自然对农民的关注度就小了。而梁衡笔下的夏天是北方的夏天，是田野收获的季节，是农民的关键季节。读书人较少关注农民，也就不会太在意与农民有关的夏季了。即使是古代的学府，其资金来源也有较大部分来于学田的地租。学校与农民就有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就形成了学校与农民的矛盾，文化与农民的距离就更大了，在描写与农民有关的夏天就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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