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 要] 从解释学的理论来看，郭沫若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中的考证明显观念先行，说明艺术史研究对史料的考证与风格的判断不可能脱离主观的前理解，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循环论证。前理解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影响使艺术史研究必须意识到自身方法的限度，从而更客观地探索艺术史研究的方法，更谨慎地下判断。事实也证明，古史辨派的诸多辨伪其实均非古书为伪，而只是现代人不懂得古代的书体。就中国艺术史而言，善意的前见远比彻底颠覆传统的前见更为可靠与有意义。
[关键词] 解释学； 《兰亭序》； 真伪之辨； 艺术史研究； 前理解
20世纪60年代中期，郭沫若发表《兰亭序》是后人伪作的文章，掀起了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考据之争。其时，身在台湾的徐复观通过相关杂志了解了这一争辩，写了关于《“兰亭争论”的检讨》一文，对其中相关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学术史来看，《兰亭序》所涉及的真伪问题必须由专门的书法史（乃至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来解决；同时，由于论题的限制，本文不拟过多摘引和分析史料，重复论争双方的工作，也无法完整地呈现争论的所有观点与资料。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提供对此问题的详细考证，因为学界有关《兰亭序》的研究已经构成了“兰亭学”，它不仅仅关涉《兰亭序》真伪问题，更关涉《兰亭序》在后世的摹本、刻拓及版本问题 “兰亭学”是中国书法史的一门“显学”，它涉及《兰亭序》的各种谱系问题。可参见北京故宫博物院编《兰亭图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毛万宝《兰亭学探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而这也并非本文所能解决的。艺术史研究所进行的各种考证与阐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解释学活动。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激起的讨论至今余波未平，这场讨论的学术意义远远超出了关于《兰亭序》真或伪的结论，构成了解释学的一个极佳范例。本文试图从解释学的视角对古史辨方法以及艺术史中的考据方法进行反思，揭示艺术史研究中考据与解释的张力。
一
《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建国后学术界一大公案。《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早在清代就有李文田和包世臣提出过，这两位都是学者、书法家与书学理论家。由于缺乏确凿的资料，无从争议。1965年，南京先后出土了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 王兴之是王彬的儿子，乃王羲之的堂兄弟，与兰亭雅集中的谢安、孙绰均为好友；谢鲲则是谢安的伯父。，由此引发了郭沫若对东晋书法以及王羲之所书《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兴趣。郭沫若经过考证后，于当年写出《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以下简称《真伪》）一文，先后发表在当年的《光明日报》和《文物》上。郭沫若的辨伪文一出，在全国书法学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强烈震动，在一片附和声中，江苏文史馆馆员高二
郭沫若对《兰亭序》是伪作的判断主要根据有二：一是新出土的王、谢墓志都是用隶书写成，与王羲之《兰亭序》的行书风格不类。因此，郭沫若认为王羲之的时代还是隶书时代，不可能有《兰亭序帖》那样的行楷书法。二是郭沫若认为现存《兰亭序》文本的后半段文字有悲观论调，与东晋时期崇尚老庄思想相左，因而断言 “《兰亭序》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从而进一步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研究”。郭沫若最后认为，其文其书应为智永所依托，智永是王氏的七世孙，为陈代永兴寺和尚。针对郭沫若的观点，徐复观采取将文献资料的考据落实于艺术史、思想史的理路进行了反驳，他的论证具有其“追体验”解释学的特色。
首先，郭沫若与徐复观都支持风格是判断时代的一个标准，但徐复观与郭沫若分歧的焦点在于那个时代的风格是单一的还是多重的，对历史发展脉络有不同的看法。徐复观对史籍中的隶书、楷书等概念进行了内涵上的界定，认为：“自魏晋以迄唐代，把汉隶与今日之所谓楷书皆称为隶书，间或把汉隶称为古隶”。“唐以前隶书一词，实包括汉隶与今日之所谓楷书。”徐复观因此指出：“郭沫若引用王羲之‘善草隶’这类资料，以证明王羲之只写汉代人隶书，不写今日之所谓楷书，是完全无效的。”325徐复观认为，郭沫若最大的错误首先在于“他不承认在同一时代中可以有几种书体并行”；其次，他不了解汉魏之际书法已发生变化，亦即开始由汉隶过渡到后世所谓的楷书，到了晋代，已经演变成熟。所以，晋代汉隶与后世之所谓楷书并行，是“极自然之事”328。
徐复观最有力的论证是通过从西北楼兰出土的晋代竹简和大量历史文献记载的考索指出：“出土实物证明，王羲之的时代，后世之所谓楷书行书，已经发展成熟。而文献上又证明他写的是‘今体’，则以晋代的书体为立足点，否定右军会写出《兰亭序帖》这种字体，真有些奇怪。”330郑重也认为，兰亭论辩至今有三十余年，重见天日的墓碑也有三十余通，已经证明六朝的书体在转型之中，不是单一的，是多种书体并存，只是没有发现入碑的草书。这也说明高二适说得对：“唯隶生于汉，汉碑无虑数十百种，而竟未见有作草者。” 转引自郑重《回眸“兰亭论辩”》，载《文汇报》1998年11月26日，第11版。
其次，徐复观的考据结合了书法史之外的思想史研究。《兰亭序》不仅仅是书法作品，同时也是一篇文学作品，在书法史面临考证困难的时候，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就有着积极的意义。徐复观以其独特的追体验解释学方法，从文学史、思想史角度证明《兰亭序》的后半段与王羲之的性格、生活背景和思想是相符的。徐复观的追体验是落实于具体文献资料的疏解上的，他从《全晋文》所收的“情急书”《杂帖》中摘引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说明王羲之“痛哉”、“悲夫”的生活情景是真实的。他认为，对国家有热情、有骨气的人在死生之际尤其是在自己骨肉死生之际，也会生发悲怆之情，这是“性情中人”的真实表现。“王羲之《兰亭序》后半段文章，有其骨肉生死间的真实背景”334。因此，“新亭对泣”、“山河之异”、骨肉友朋之死生，让王羲之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信可乐也”的欢乐氛围中提笔凝思，由“欢乐中沉潜下去”，抒发生死之感慨，这正是王羲之行文跌宕起伏的大家风范的表现。徐复观指出：“若如郭沫若的看法，一个人在某种场合，其心情只能乐而不悲，那恐怕是一种无心肝的人了。”334而正是基于这种体验，徐复观认为，相信老庄思想的人在骨肉友朋生死之际也不会无动于衷，如阮籍“尤好老庄”、“任性不羁”，但却是一个性情中人。更重要的是，在老庄风气盛行之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然地非随风气流转不可”。因此，王羲之完全可以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非老非庄言论339。二
郭沫若对《兰亭序》为伪作的判断，在方法上是“将古史辨的观念和方法与自己的史学观念和独特的史学方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将考古发现与古文献相结合）运用到书学研究的具体体现”[3]27。在文献内容的解读上，郭沫若则受到清代学者李文田的影响。郭、李二人的论证有两点：一是认为，《临河序》比《兰亭序》多40个字，注家无增文之理，从而断定《临河序》是王羲之原作。关于此点，徐复观认为：《世说新语·企羡篇》说，“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世说新语》著者临川王刘义庆生年早于注者刘孝标，亦即是“《兰亭集序》之名早于《临河序》”，早出的《兰亭集序》之名完全应该能代表梁以前的《兰亭序》，后出的《临河序》之名不能代表梁以前之《兰亭序》332。高二适也认为，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称，《临河序》其实是注家作了删削的《兰亭序》[4]9。第二，又以《兰亭序》比《临河序》“夫人之相与”下多一大段文字，认为是后人依托。徐复观则认为，首先，《兰亭集序》中有“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一句，但全文无一“河”字，《兰亭序》之名正与序中所述之“兰亭”相合，而《临河序》之名在序中无着落，已被历史“自然地淘汰了”。其次，时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序》”，“乃就其情境及文体而言”，读《兰亭序》，总感到这是一篇文学作品；读《临河序》和《金谷序》，总感到“局促生僵”，“无情致”，感觉不到是一篇文学作品。再次，《兰亭集序》“夫人之相与”以下文字并非如李文田氏所说是“喜述老庄而妄增之”，而完全是“反老庄”的，说明李氏对《兰亭序》“文义全无了解”333。高二适的看法则是，《世说》注文“有移动及增减处”。文末40字“是记述禊诗事
从根本上来讲，文献的考证所采用的是一种演绎推理，考据论证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所采用的史料是不是直接证据。而从以上辩论可以看出，论辩双方在无直接证据的情形下所采用的都是间接证据。所谓间接证据，即指历史文献没有关于此一问题的直接定论 也即张荫麟批评顾颉刚古史辨的论证方法时所谓的“默证”，“默证”是“根本方法谬误”。“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十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张荫麟《评近人对中国古史之讨论》，见《古史辨》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1
272页。。比如，兰亭论辩中，提出《兰亭序》是检测的作者认为，“《文选》未收《兰亭序》文”，“梁武帝与陶弘景论王书时未提及《兰亭序》”，“东晋时期的书法风格中没有与《兰亭序》相似的作品”等，这些都是间接证据。而利用间接证据采取的必然是间接论证，间接论证推论的结果就有猜测的成分，难以坐实。更有甚者，是间接证据的连环论证，其结论是从某些间接史料中推理出来的，这样的论证是缺少说服力的。因为在史料与观点之间缺少一种必然的逻辑联系，史料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成立，即史料并不能推出结论，是主观的推论将其论据导向观点，这也就是多数学者诟病郭沫若的地方，即认为郭沫若在辨伪的论证中过于主观和武断。事实上，郭沫若的这篇辨伪之作之所以未能坐实自己的观点，反而引发了诸多批评，其论证最大的缺陷正是由于他的论断来自连环的间接材料与论证，无法用直接的证据来肯定，如此就流于主观臆断。因此从逻辑上说，考据是归纳与演绎的结合。但考据的归纳是不完全的归纳，考据的演绎不是纯粹的思辨推理，而是将归纳和演绎结合在一起。问题在于，这种结合中间往往缺少直接的史料。同时，归纳法总是要面对反例的出现，有一个反例就证明归纳有问题；推论则要面对其前提的真实性。
这说明，从逻辑来说，疑古的考据演绎方法存在诸多漏洞，其问题就在于用推理代替了实证。究其原因就在于考据本身所运用的是一种推论的证明方式，推论过度，考据就变成了索隐和猜谜，多数时候则是想象代替史料本身。由于时代久远，有些关键的史料已经无法再找到，不妨存疑，有时求之过深反而偏离实际，不如用历史常识予以理解。疑古的考据一方面有资料的迷信，另一方面却并未提出更深刻的方法和见解，对基础史料的分析不足。徐复观认为，郭沫若的动机“则在利用地下新资料的出现，创立新说”。“他的自信心，实际是建立在地下出土实物之上。有文献上说世传《兰亭序》是伪托，就是在出土实物信心之上所大胆牵附出来的。”327郭沫若以一条新出土史料为起点，认为“由此推断在王羲之时代，不应有像《兰亭序贴》这种字体”330，进而推断《兰亭序》是伪作。郭沫若强调自己的推论符合逻辑：“那么，《兰亭序贴》必然是伪造。这样的论断正是合乎逻辑的。”[5]38但郭沫若立说的根本漏洞也在于逻辑，因为考据的推理隐藏了很大的逻辑矛盾。间接的证据往往要多个引证，穷搜力讨，其史料必定来自不同文献，不同时代，唯其如此，才能从侧面证明历史定论的错误。但杂引各种文献，就会出现“杂抄中的互相矛盾”[6]208。不仅史料之间矛盾，而且对史料的解读也存在矛盾。要在不同的间接证据之间建立起整体的关联就需要逻辑，但逻辑能否成立，需要实际史料才能验证。《“兰亭争论”的检讨》一文中，徐复观的出发点则是依靠可靠的基本史料。他认为：“杂抄了一百个‘近人的考证’，但若与一条可信的基本史料发生矛盾，则任何人的考证，都成废话。”[6]215他极力反对历史考据中“不肯在基本史料自身上用功，不把基本史料的内容了解清楚”，而一味强调新史料的研究方法，认为这样会造成对所关涉的史料根本没有了解清楚，其研究是在“摆出一套空架子”[6]215。
三
郭沫若的考证无法避免的缺陷莫过于观念居先。王渊清认为，郭沫若的考证有“很大的疑问”。首先，在认为《兰亭序》是后人“依托”的前提下，考证南京新出土的东晋墓志与王氏家族及王羲之本人的种种关联，以及诸墓志与王帖尤其是《兰亭序》书风的迥异之处（主要是隶书的有无），并由此援引大量的古文献（郭氏一文中援引古文献达十多种）综合推出《兰亭序》文及帖皆为后人伪托，且伪托人就是智永。其次，郭氏花费了大量笔墨考证东晋诸墓志，却没有将其与同为考古发现的敦煌文书、楼兰遗书及东晋简牍书综合研究。再次，虽然他也知道“碑刻与尺牍之类的性质不同”，但他并未深入探究其有何不同，为何不同，而将东晋诸墓志孤立研究，并为己所用[3]35。这样的考据最容易陷入一种解释学的循环。论点与论据的逻辑关系是研究者的先见，这就是一个解释学的循环。有了观点，就去找证据，然后用证据来证明，这样证据与观点的逻辑关系就存在问题，也就是史料不能真正证明其观点。实际上，辨伪的前提检测设已经包含了解释学的循环，辨伪都是先有检测设，然后找史料，史料来证明设想，这种考据和论证推论其实是从检测设出发。间接史料之间的关联通过逻辑与推理联系起来，这种推理的逻辑依赖主观想象。如此一来，由于推理过程中想象的成分太多，考据往往容易流于猜谜。孤证的推理最容易使这种逻辑推论变成主观臆想，证据多一些也只能使推论变得更有把握，并不能完全保证避免主观臆测。从考据本身来说，郭沫若的最大问题在于以孤证立说，以一个新的出土发现证明自己的论点。正如王渊清所说，郭氏在《真伪》一文中使用了南京新出土的几块东晋王谢墓志，并结合古文献论证，看似运用了“二重证据法”[3]35，但问题在于郭沫若在证据的采用时仅取对自己有利的，而有意忽视和不采取不利于自己观点的史料 王渊清与徐复观等众多论争者都指出过这一点。。疑古采取的是一种批判的方向，是以局部论证来得出大的结论，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颠倒了，推论的逻辑决定了疑古是从局部向整体的发展思路。疑古是从局部攻破之后，就推向大结论，但由局部推翻整体结论在逻辑上也是有风险的。对史料的分析本身就需要一种整体的历史视野，要将史料放在历史脉络中予以分析，仅仅从局部去推翻整个结论，这在逻辑上需要更可靠的直接证据，而不能仅仅依靠间接史料的推论。而这也是困难的，正因为历史文献没有发现有关的直接证据，才促使我们从习见文献之外去寻找材料。为此，疑古需要从考古地下史料那里获得直接证据，而事实是出土的文献反而证明了疑古所判定的伪书其实并不伪。徐复观在批评训诂考据的演绎方法时指出：“所谓‘训诂学之演绎法’者，乃不待上下文句之参证，不由有关资料之归纳、勾稽，而仅以由某字之原形、原声所得之义，为推论之根据。”这就是以局部字词推论整个判断，以局部的观点推导出整体结论。在徐复观看来，“训诂学之演绎法”的问题一在于忽视文字之字义常在引申演变之中，另一在于由上一步推下一步，其中仅有可能性而无必然性，故尚待资料上之归纳证明[7]176。而辨伪的考据所遵循的逻辑亦复如此，其弊端也如出一辙。
辨伪的考据演绎法是一种线性的逻辑，而对古籍的考证中，多重归纳要更为切合史实，更接近思想史的真实，因为多重归纳对思想的解释更具体，包含更多的层面。历史的解释总体而言来自归纳，而不是形而上学式的思辨的推理。资料之归纳更需进行细致考据工夫之外的历史事实作为佐证方能确定，而不只是演绎的推理所能够解决的。推理、演绎从结论来看，“仅有可能性而无必然性”，即逻辑上推理的仅仅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也就并不能代替事实本身。而辨伪考据的演绎推论会忽视思想史本身是“变化的”，因此，徐复观强调必须要有“史的意识”[7]176。这种史的意识乃是指研究首先必须要有整体的历史视野。
四
有关《兰亭序》真伪的辨析，辩论双方都无法直接证明自己的观点，都面临文献不足，都需要进行推论。因为缺乏直接证据，因此要讨论作者问题，在文献考证层次上无法获得圆满的解决。此种情形下如台湾学者朱文光所说的：“必然要借助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诠释进路，也就是根据义理思想在发展脉络上所呈现的‘轨迹’来推断它在思想光谱上的位置，然后才开始讨论‘作者是谁’的问题。其次，所谓的‘轨迹’，经常就是由文献中被解读出的若干在思想上可能具有关联性的文字来作证（这是一种论证上的吊诡？）。因此，学者们所进行的研究，往往就是透过各种‘可能性’彼此相互结构或靠拢的思维方式来运作。”[8]203因此，文献的考据最终要走向思想史的解释。所谓解释，在郭沫若和徐复观那里都是借助了书体与风格发展的脉络，通过与文献引证结合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而就进一步的争论而言，如有论者指出的，目前为止，争辩双方都很难在文献上发现有力的直接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以现有的文献不足以说服对方，那么，从艺术作品本身出发还是从文献出发，成为艺术史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9]149。郭沫若考证的基础乃在于书法史所依靠断代的是书体和风格，以及对《兰亭序》思想与其时思想史指归之间关系的判断。从艺术的风格学来看 虽然郭与徐所指的风格与晚近海外中国美术史家高居翰和方闻所指的风格学有所不同，但他们的解释学循环论证方式则是类似的。，我们可以将单个的作品放置于整个书法史（乃至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整体脉络中去比照分析，从而为作品进行断代和定位。但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首先只有当研究者对艺术的整体历史风格有一个解释的架构之后，才能根据这种对风格的辨识来对具体作品进行历史的断代和定位，而我们对艺术的整体艺术风格的解释架构的形成又是从具体作品而来，有时具体作品也扩大了我们对时代风格的看法乃至定位。由此可见，风格研究本身并不能摆脱这种整体与局部的解释学循环。在风格学和思想史的脉络中，依然面临着对史料与整个思想背景之间局部与整体关系的理解。有论者已经指出：“艺术史研究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或许是：确定基本的事实，如关于作品的断代、归属等问题；将基本事实归类或加以组织，即，把基本事实构建成一个逻辑的序列。”“前者主要借证，而后者，更多解释意味——解释效力越强越说明其客观性。当然这两者实际上互相渗透，许多时候呈现为一种循环：基本事实的澄清是展开解释的基础，反过来，解释的框架又往往成为确定基本事实的依据。”[10]8
从书法史来看，郭沫若的疑古动机有其合理性，而其所用的艺术史方法与其争论者（包括徐复观）有一定的共识，即他们都同意书法家的书法风格和体例与其所在的时代之间是有直接关系的。而双方观点之所以相反，就在于对史料的解读以及史料之间关系的建构有不同导向，也在于他们推论的前提不同：信古还是疑古。
从考据的逻辑来说，疑古是以后人的眼光来怀疑前人的定见，而如欲推翻古人定见，则须将自己的论证建立于直接证据之上才能有说服力，这就如同法律上提起诉讼的必须首先提供直接证据 正因如此，梁涛将辨伪的这种逻辑称为“有罪推理”，他指出古史辨是对古代文献进行“有罪推定”，一概存疑。见梁涛《疑古、释古与重写思想史》，载《二十一世纪》2005年第87期，第135页。顾颉刚是这样说的：“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第48页。。也就是说，同样是采取间接论据和论证，维护古人定见在逻辑上比质疑者具有证据的优先权。因此，辨伪所面临的逻辑困境在于：推翻过去有关历史的结论所采取的证据大都只是间接证据，而不是直接证据。而就考据的意义而言，恰恰是因为历史上并无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所以只能采取间接证据，通过推理来论证。这在作者归属问题的辨伪上尤其典型，它是要推翻既定的成见，往往依赖于对漏洞的寻找，通过提出一个反例来推翻。但如果我们对待史料都抱着这种态度的话，就会像廖名春所指出的：“我们对传世文献之间的矛盾怎么看，以顾先生为代表的，基本采取的是否定的态度，是打的办法，用一个史料去否定一个史料，最后四大皆空。但是新证派是把不同的史料的矛盾去化解，去进行互相发明，用新史料去救活旧史料，使旧史料的矛盾得以合理的解决。我们现在做初始史料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我们的路会越来越宽；如果我们用简单的否定的方法，我们的路会越走越窄。”[11]B07另一方面，疑古对现有历史观点的质疑必然导致要不断地往上追溯到源头去找史料，越古越好，越古越有说服力。现存的文献资料就无法满足疑古这种无限追溯的要求，因为已有史料已经被搜集得相当充分了，这就使疑古高度依赖考古的发现。“作为一门以遗存物为依据进行追本溯源的科学，考古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实证式的追忆活动，它通过发现与解读遗存物来穿越时间，接近源头和他者。但是，正如一切实证科学不可能达到那个绝对的源头一样，考古学也不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发现或达到那个绝对的源头。”[12]而从逻辑上来说，“正如要否证任何考证研究中的检测设，总是必须使用到‘至少预设了一个以上的命题’的检验工具，而这些命题恰好与考证研究中的检测设一样被卷入否证的程序中（因为检测设本身也是由其他检测设去检证的）”[8]231。也就是说，疑古的检测设无法达到一个绝对的源头。这就类似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无法证明，只能付诸信仰[8]231。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兰亭论辩的参与者中不少人已知道利用考古发现，但大多数并不懂得如何运用，往往是将自己的主观臆断强加在出土物上，这也正说明考古的材料运用本身也依赖解释。
朱文光在比较圣严与牟宗三在有关《大乘止观法门》的作者归属判断问题时指出，圣严与牟宗三两人运用的基本文献实无太大差别，而最终获致迥异的看法[8]203。在他看来，所谓的“考证”就有失去客观判定思想发展过程的功能危机。
考据的危机说明两点：首先，史料或者说历史事实的意义是在历史研究者的整体编排中显现出来的，历史研究不单是依靠新的史料，还要将零乱的史料整合为有机的整体，显示出历史内在的意义，因为历史自身并不会自动呈现出意义来。纯粹客观的历史研究只能建立在研究者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基础上，只有不断反省才能接近。其次，一系列的相关史料只有构成可理解、有意义的历史图景，才能成为真正意义
五
对经典理解的不同来自解读文献的差异，以及对文献之间关系解释的差异。而文献间的逻辑关系是建构起来的，要依赖于解释，从中发现其内在关联性，但这种发现能力常常与研究中的主观理解有关。徐复观对傅斯年和胡适考据研究的批判突出了历史研究中阐释的意义，强调历史研究中必然带有主观价值倾向，这就是解释学的前理解。徐复观指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时代所必有时认为，清代李文田的否定是受当时今古文之争的时代影响，主张今文的学者要将古文之重要典籍全部推翻而后快。同时，李文田为了达到“尊碑抑帖”的目的，便力图把“居南帖王座”的《兰亭序帖》加以否定。徐复观与高二适等反对郭沫若说的学者所掌握的史料与郭沫若大致相同，其结论有差异就在于对史料进行解读的视角和态度，这说明对史料（包括考古材料）的解读不可能离开研究者基于自身学术主张的认知。
而正如廖名春在批判顾颉刚有关老子研究的错误时指出的：“顾先生关于老子的东西为什么会错呢？疑古本是一种科学精神，我们研究的实践就是要拿出怀疑精神来，问题是顾先生疑古是有价值倾向的，而不是客观中立的，是以疑为荣，很多错误，都是这种价值观念造成的。”[11]B07可见，疑古与信古的学术取向背后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对中国文化的立场存在差异。“辨伪考证呈现的是一种‘历史’与‘寓言’在文化空间里展开的时间争夺战，同时也是在世存有者（文化符码）对历史起点（真理）的遥远呼唤。”[8]229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于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善意的前见远比彻底颠覆传统的前见更为可靠与有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而事实也证明，古史辨派的诸多辨伪其实均非古书为伪，而只是现代人不懂得古代的书体[13]34。换言之，当我们面对古书而发生疑问时，不是应当由我们来确定古书的真伪，而是应当让古书改变我们的观念 比如《山海经》，胡厚宣说：“当时据疑古学派看来，《山海经》是伪书，有人说作于东汉时，《尚书·尧典》亦后人所作，顾颉刚先生甚至认为作于汉武帝时。”换言之，一些疑古史家认为是后出甚至可能是伪造的史籍，经与地下材料印证，“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参看胡厚宣《我和甲骨文》，见张世林编《学林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4
275页。近些年大量战国古籍的出土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古书的形成往往经过了较长的时间。同时，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官本外，一般都会经过改动。同时，由于古人没有类似后世的著作权概念，古书的“作者”、“述者”和“撰人”的间隔时间可以很长。因此，古书形成时间的远近与历史真实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参看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8
553页；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第25
34页。。既然传统辨伪学所据以判别真伪的标准多不能成立，那么就从方法上否定了古史辨派的疑古工作；既然古书真伪难以判断，那么也就在整体上否定了疑古派的学术方向。
就《兰亭序》而论，张廷银认为，因为古人作品及作品集前的序往往并非作者亲自所写，而是编集者根据传说或史载有关该文写作的情形另外所加的。如《文选》所选扬雄《羽猎赋》、《长杨赋》前的序，就不是扬雄自己所作，而是编者从《汉书·扬雄传》中抄录的有关此两赋创作缘起的记载；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挚虞集》中《思游赋》之序，就与《晋书·挚虞传》里关于挚虞写作该赋缘由的记述完全一样。以此类推，则编集《兰亭诗》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将其时有关兰亭诗会情况的说明文字移入其《序》中，甚至根据有关传说另外加进一些说明性文字也都很有可能，这就更见出《临河序》为最后定稿的本子。如果有人怀疑《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写，那么就更应该怀疑《临河序》也不是王羲之所作[14]89。[参 考 文 献]徐复观： 《“兰亭争论”的检讨》，见《中国艺术精神》附录
346.]郑重： 《回眸“兰亭论辩”》，《文汇报》1998年11月26日，第11版。[Zheng Zhong，″Reflections over the Controvers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 Wenhui Daily， 1998
11
26， p.11.][3]王渊清： 《兰亭论辩与二十世纪疑古思潮》，《书法研究》2007年第5期，第21
39页。[Wang Yuanqing， ″Controvers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 and the Doubts on Ancient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Studies in Calligraphy， No.5（2007）， pp.21
39.][4]高二适： 《〈兰亭序〉的真伪驳议》，见文物出版社编： 《兰亭论辩》下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4
10页。[Gao Ershi，″The Refutation on the Authenticit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 in Cultural Relics Press（ed.）， Controvers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Ⅱ），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77， pp.4
10.][5]郭沫若： 《〈驳议〉的商讨》，见文物出版社编：《兰亭论辩》上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34
44页。[Guo Moruo，″The Conference on ′Arguments′，″ in Cultural Relics Press（ed.）， Controvers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Ⅰ），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77， pp.34
44.][6]徐复观： 《有关周初若干史实的问题》，见《两汉思想史》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7
241页。[Xu Fuguan，″Some Historical Facts about
241.][7 ]徐复观： 《评训诂学上的演绎法》，见《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74
180页。[Xu Fuguan，″On the Deduction of Exegetical Studies，″ in Symposium on Chinese Thought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2， pp.174
180.][8]朱文光： 《考证、典范与解释的正当性——以〈大乘止观法门〉的作者问题为线索》，《中华佛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195
236页。[Zhu Wenguang，″Philology， Paradigm and Legitimacy of Explanation： Rethinking the Authentic Author of Dacheng Zhiguan Famen， ″ Chinese Buddhist Studies， No.1（1997）， pp.195
236.] [9]张传旭： 《〈兰亭序〉真伪之争的核心问题》，《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第147
149页。[Zhang Chuanxu，″The Core Problem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Authenticit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No.1（2006）， pp.147
149.][10]张晓剑： 《“结构分析”与中国画风格史的重构——论方闻名〈心印〉中的风格研究》，《新美术》2010年第2期，第86
90页。[Zhang Xiaojian，″Structural Analysi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Style： On the Style of ′Images of the Mind′of Fang Wenming，″ New Arts， No.2（2010）， pp.86
90.][11]佚名： 《对话：走出“疑古”还是将“疑古”进行到底》，《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8日，第B07
B08版。[Anonymity，″Dialogue： Abandon or Continue Suspecting the Ancient，″ Guangming Daily， 2006
11
28， pp.B07
B08.][12]黄裕生： 《考古学：一种实证方式的追忆——一次“考古游”之后》，《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12日，第6版。[Huang Yusheng，″Archaeology： A Recall in an Empirical Method — After an Archaeological Tour，″ China Reading Weekly， 2003
11
12， p.6.][13]张京华： 《一些足以疑古思想的论述——现代学者关于古代书体书例的总结》，《湘南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31
34页。[Zhang Jinghua，″Some Narration that Helps Reveal the Thoughts of Suspicion of Ancient Societies： Modern Scholars Summary of the Book Formats of the Ancient Time，″Journal of Xiangnan University， No.6（2006）， pp.31
34.][14]张廷银： 《〈兰亭序〉真伪及〈兰亭诗〉创作的文化意义》，《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4期，第88
92页。[Zhang Tingyin，″Authenticit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 and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Lanting Poems′，″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No.4（2000）， pp.88
92.]
[关键词] 解释学； 《兰亭序》； 真伪之辨； 艺术史研究； 前理解
20世纪60年代中期，郭沫若发表《兰亭序》是后人伪作的文章，掀起了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考据之争。其时，身在台湾的徐复观通过相关杂志了解了这一争辩，写了关于《“兰亭争论”的检讨》一文，对其中相关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学术史来看，《兰亭序》所涉及的真伪问题必须由专门的书法史（乃至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来解决；同时，由于论题的限制，本文不拟过多摘引和分析史料，重复论争双方的工作，也无法完整地呈现争论的所有观点与资料。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提供对此问题的详细考证，因为学界有关《兰亭序》的研究已经构成了“兰亭学”，它不仅仅关涉《兰亭序》真伪问题，更关涉《兰亭序》在后世的摹本、刻拓及版本问题 “兰亭学”是中国书法史的一门“显学”，它涉及《兰亭序》的各种谱系问题。可参见北京故宫博物院编《兰亭图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毛万宝《兰亭学探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而这也并非本文所能解决的。艺术史研究所进行的各种考证与阐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解释学活动。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激起的讨论至今余波未平，这场讨论的学术意义远远超出了关于《兰亭序》真或伪的结论，构成了解释学的一个极佳范例。本文试图从解释学的视角对古史辨方法以及艺术史中的考据方法进行反思，揭示艺术史研究中考据与解释的张力。
一
《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建国后学术界一大公案。《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早在清代就有李文田和包世臣提出过，这两位都是学者、书法家与书学理论家。由于缺乏确凿的资料，无从争议。1965年，南京先后出土了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 王兴之是王彬的儿子，乃王羲之的堂兄弟，与兰亭雅集中的谢安、孙绰均为好友；谢鲲则是谢安的伯父。，由此引发了郭沫若对东晋书法以及王羲之所书《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兴趣。郭沫若经过考证后，于当年写出《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以下简称《真伪》）一文，先后发表在当年的《光明日报》和《文物》上。郭沫若的辨伪文一出，在全国书法学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强烈震动，在一片附和声中，江苏文史馆馆员高二
源于：毕业论文致谢范文www.udooo.com
适首先发难，撰写《〈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观点鲜明地批评郭沫若的“依托说”，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事实。该文于当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全文刊登，《文物》第七期影印了高二适“驳文”全部手稿。可以说，郭沫若辨伪文的发表让文史界、书法界掀起了自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学术争鸣，影响深远。后文物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兰亭论辩》一书，收入郭沫若、宗白华、徐森玉、启功、史树青、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等正反双方文章共计18篇。如今，学术界一般认为郭沫若的观点缺少有力的证据，在没有新的证据情况下，《兰亭序》的真伪难以定论。郭沫若对《兰亭序》是伪作的判断主要根据有二：一是新出土的王、谢墓志都是用隶书写成，与王羲之《兰亭序》的行书风格不类。因此，郭沫若认为王羲之的时代还是隶书时代，不可能有《兰亭序帖》那样的行楷书法。二是郭沫若认为现存《兰亭序》文本的后半段文字有悲观论调，与东晋时期崇尚老庄思想相左，因而断言 “《兰亭序》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从而进一步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研究”。郭沫若最后认为，其文其书应为智永所依托，智永是王氏的七世孙，为陈代永兴寺和尚。针对郭沫若的观点，徐复观采取将文献资料的考据落实于艺术史、思想史的理路进行了反驳，他的论证具有其“追体验”解释学的特色。
首先，郭沫若与徐复观都支持风格是判断时代的一个标准，但徐复观与郭沫若分歧的焦点在于那个时代的风格是单一的还是多重的，对历史发展脉络有不同的看法。徐复观对史籍中的隶书、楷书等概念进行了内涵上的界定，认为：“自魏晋以迄唐代，把汉隶与今日之所谓楷书皆称为隶书，间或把汉隶称为古隶”。“唐以前隶书一词，实包括汉隶与今日之所谓楷书。”徐复观因此指出：“郭沫若引用王羲之‘善草隶’这类资料，以证明王羲之只写汉代人隶书，不写今日之所谓楷书，是完全无效的。”325徐复观认为，郭沫若最大的错误首先在于“他不承认在同一时代中可以有几种书体并行”；其次，他不了解汉魏之际书法已发生变化，亦即开始由汉隶过渡到后世所谓的楷书，到了晋代，已经演变成熟。所以，晋代汉隶与后世之所谓楷书并行，是“极自然之事”328。
徐复观最有力的论证是通过从西北楼兰出土的晋代竹简和大量历史文献记载的考索指出：“出土实物证明，王羲之的时代，后世之所谓楷书行书，已经发展成熟。而文献上又证明他写的是‘今体’，则以晋代的书体为立足点，否定右军会写出《兰亭序帖》这种字体，真有些奇怪。”330郑重也认为，兰亭论辩至今有三十余年，重见天日的墓碑也有三十余通，已经证明六朝的书体在转型之中，不是单一的，是多种书体并存，只是没有发现入碑的草书。这也说明高二适说得对：“唯隶生于汉，汉碑无虑数十百种，而竟未见有作草者。” 转引自郑重《回眸“兰亭论辩”》，载《文汇报》1998年11月26日，第11版。
其次，徐复观的考据结合了书法史之外的思想史研究。《兰亭序》不仅仅是书法作品，同时也是一篇文学作品，在书法史面临考证困难的时候，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就有着积极的意义。徐复观以其独特的追体验解释学方法，从文学史、思想史角度证明《兰亭序》的后半段与王羲之的性格、生活背景和思想是相符的。徐复观的追体验是落实于具体文献资料的疏解上的，他从《全晋文》所收的“情急书”《杂帖》中摘引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说明王羲之“痛哉”、“悲夫”的生活情景是真实的。他认为，对国家有热情、有骨气的人在死生之际尤其是在自己骨肉死生之际，也会生发悲怆之情，这是“性情中人”的真实表现。“王羲之《兰亭序》后半段文章，有其骨肉生死间的真实背景”334。因此，“新亭对泣”、“山河之异”、骨肉友朋之死生，让王羲之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信可乐也”的欢乐氛围中提笔凝思，由“欢乐中沉潜下去”，抒发生死之感慨，这正是王羲之行文跌宕起伏的大家风范的表现。徐复观指出：“若如郭沫若的看法，一个人在某种场合，其心情只能乐而不悲，那恐怕是一种无心肝的人了。”334而正是基于这种体验，徐复观认为，相信老庄思想的人在骨肉友朋生死之际也不会无动于衷，如阮籍“尤好老庄”、“任性不羁”，但却是一个性情中人。更重要的是，在老庄风气盛行之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然地非随风气流转不可”。因此，王羲之完全可以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非老非庄言论339。二
郭沫若对《兰亭序》为伪作的判断，在方法上是“将古史辨的观念和方法与自己的史学观念和独特的史学方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将考古发现与古文献相结合）运用到书学研究的具体体现”[3]27。在文献内容的解读上，郭沫若则受到清代学者李文田的影响。郭、李二人的论证有两点：一是认为，《临河序》比《兰亭序》多40个字，注家无增文之理，从而断定《临河序》是王羲之原作。关于此点，徐复观认为：《世说新语·企羡篇》说，“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世说新语》著者临川王刘义庆生年早于注者刘孝标，亦即是“《兰亭集序》之名早于《临河序》”，早出的《兰亭集序》之名完全应该能代表梁以前的《兰亭序》，后出的《临河序》之名不能代表梁以前之《兰亭序》332。高二适也认为，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称，《临河序》其实是注家作了删削的《兰亭序》[4]9。第二，又以《兰亭序》比《临河序》“夫人之相与”下多一大段文字，认为是后人依托。徐复观则认为，首先，《兰亭集序》中有“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一句，但全文无一“河”字，《兰亭序》之名正与序中所述之“兰亭”相合，而《临河序》之名在序中无着落，已被历史“自然地淘汰了”。其次，时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序》”，“乃就其情境及文体而言”，读《兰亭序》，总感到这是一篇文学作品；读《临河序》和《金谷序》，总感到“局促生僵”，“无情致”，感觉不到是一篇文学作品。再次，《兰亭集序》“夫人之相与”以下文字并非如李文田氏所说是“喜述老庄而妄增之”，而完全是“反老庄”的，说明李氏对《兰亭序》“文义全无了解”333。高二适的看法则是，《世说》注文“有移动及增减处”。文末40字“是记述禊诗事
源于：科技论文写作www.udooo.com
”，“此或是禊饮中人写的，刘（孝标）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之能事”[4]9。从根本上来讲，文献的考证所采用的是一种演绎推理，考据论证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所采用的史料是不是直接证据。而从以上辩论可以看出，论辩双方在无直接证据的情形下所采用的都是间接证据。所谓间接证据，即指历史文献没有关于此一问题的直接定论 也即张荫麟批评顾颉刚古史辨的论证方法时所谓的“默证”，“默证”是“根本方法谬误”。“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十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张荫麟《评近人对中国古史之讨论》，见《古史辨》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1
272页。。比如，兰亭论辩中，提出《兰亭序》是检测的作者认为，“《文选》未收《兰亭序》文”，“梁武帝与陶弘景论王书时未提及《兰亭序》”，“东晋时期的书法风格中没有与《兰亭序》相似的作品”等，这些都是间接证据。而利用间接证据采取的必然是间接论证，间接论证推论的结果就有猜测的成分，难以坐实。更有甚者，是间接证据的连环论证，其结论是从某些间接史料中推理出来的，这样的论证是缺少说服力的。因为在史料与观点之间缺少一种必然的逻辑联系，史料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成立，即史料并不能推出结论，是主观的推论将其论据导向观点，这也就是多数学者诟病郭沫若的地方，即认为郭沫若在辨伪的论证中过于主观和武断。事实上，郭沫若的这篇辨伪之作之所以未能坐实自己的观点，反而引发了诸多批评，其论证最大的缺陷正是由于他的论断来自连环的间接材料与论证，无法用直接的证据来肯定，如此就流于主观臆断。因此从逻辑上说，考据是归纳与演绎的结合。但考据的归纳是不完全的归纳，考据的演绎不是纯粹的思辨推理，而是将归纳和演绎结合在一起。问题在于，这种结合中间往往缺少直接的史料。同时，归纳法总是要面对反例的出现，有一个反例就证明归纳有问题；推论则要面对其前提的真实性。
这说明，从逻辑来说，疑古的考据演绎方法存在诸多漏洞，其问题就在于用推理代替了实证。究其原因就在于考据本身所运用的是一种推论的证明方式，推论过度，考据就变成了索隐和猜谜，多数时候则是想象代替史料本身。由于时代久远，有些关键的史料已经无法再找到，不妨存疑，有时求之过深反而偏离实际，不如用历史常识予以理解。疑古的考据一方面有资料的迷信，另一方面却并未提出更深刻的方法和见解，对基础史料的分析不足。徐复观认为，郭沫若的动机“则在利用地下新资料的出现，创立新说”。“他的自信心，实际是建立在地下出土实物之上。有文献上说世传《兰亭序》是伪托，就是在出土实物信心之上所大胆牵附出来的。”327郭沫若以一条新出土史料为起点，认为“由此推断在王羲之时代，不应有像《兰亭序贴》这种字体”330，进而推断《兰亭序》是伪作。郭沫若强调自己的推论符合逻辑：“那么，《兰亭序贴》必然是伪造。这样的论断正是合乎逻辑的。”[5]38但郭沫若立说的根本漏洞也在于逻辑，因为考据的推理隐藏了很大的逻辑矛盾。间接的证据往往要多个引证，穷搜力讨，其史料必定来自不同文献，不同时代，唯其如此，才能从侧面证明历史定论的错误。但杂引各种文献，就会出现“杂抄中的互相矛盾”[6]208。不仅史料之间矛盾，而且对史料的解读也存在矛盾。要在不同的间接证据之间建立起整体的关联就需要逻辑，但逻辑能否成立，需要实际史料才能验证。《“兰亭争论”的检讨》一文中，徐复观的出发点则是依靠可靠的基本史料。他认为：“杂抄了一百个‘近人的考证’，但若与一条可信的基本史料发生矛盾，则任何人的考证，都成废话。”[6]215他极力反对历史考据中“不肯在基本史料自身上用功，不把基本史料的内容了解清楚”，而一味强调新史料的研究方法，认为这样会造成对所关涉的史料根本没有了解清楚，其研究是在“摆出一套空架子”[6]215。
三
郭沫若的考证无法避免的缺陷莫过于观念居先。王渊清认为，郭沫若的考证有“很大的疑问”。首先，在认为《兰亭序》是后人“依托”的前提下，考证南京新出土的东晋墓志与王氏家族及王羲之本人的种种关联，以及诸墓志与王帖尤其是《兰亭序》书风的迥异之处（主要是隶书的有无），并由此援引大量的古文献（郭氏一文中援引古文献达十多种）综合推出《兰亭序》文及帖皆为后人伪托，且伪托人就是智永。其次，郭氏花费了大量笔墨考证东晋诸墓志，却没有将其与同为考古发现的敦煌文书、楼兰遗书及东晋简牍书综合研究。再次，虽然他也知道“碑刻与尺牍之类的性质不同”，但他并未深入探究其有何不同，为何不同，而将东晋诸墓志孤立研究，并为己所用[3]35。这样的考据最容易陷入一种解释学的循环。论点与论据的逻辑关系是研究者的先见，这就是一个解释学的循环。有了观点，就去找证据，然后用证据来证明，这样证据与观点的逻辑关系就存在问题，也就是史料不能真正证明其观点。实际上，辨伪的前提检测设已经包含了解释学的循环，辨伪都是先有检测设，然后找史料，史料来证明设想，这种考据和论证推论其实是从检测设出发。间接史料之间的关联通过逻辑与推理联系起来，这种推理的逻辑依赖主观想象。如此一来，由于推理过程中想象的成分太多，考据往往容易流于猜谜。孤证的推理最容易使这种逻辑推论变成主观臆想，证据多一些也只能使推论变得更有把握，并不能完全保证避免主观臆测。从考据本身来说，郭沫若的最大问题在于以孤证立说，以一个新的出土发现证明自己的论点。正如王渊清所说，郭氏在《真伪》一文中使用了南京新出土的几块东晋王谢墓志，并结合古文献论证，看似运用了“二重证据法”[3]35，但问题在于郭沫若在证据的采用时仅取对自己有利的，而有意忽视和不采取不利于自己观点的史料 王渊清与徐复观等众多论争者都指出过这一点。。疑古采取的是一种批判的方向，是以局部论证来得出大的结论，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颠倒了，推论的逻辑决定了疑古是从局部向整体的发展思路。疑古是从局部攻破之后，就推向大结论，但由局部推翻整体结论在逻辑上也是有风险的。对史料的分析本身就需要一种整体的历史视野，要将史料放在历史脉络中予以分析，仅仅从局部去推翻整个结论，这在逻辑上需要更可靠的直接证据，而不能仅仅依靠间接史料的推论。而这也是困难的，正因为历史文献没有发现有关的直接证据，才促使我们从习见文献之外去寻找材料。为此，疑古需要从考古地下史料那里获得直接证据，而事实是出土的文献反而证明了疑古所判定的伪书其实并不伪。徐复观在批评训诂考据的演绎方法时指出：“所谓‘训诂学之演绎法’者，乃不待上下文句之参证，不由有关资料之归纳、勾稽，而仅以由某字之原形、原声所得之义，为推论之根据。”这就是以局部字词推论整个判断，以局部的观点推导出整体结论。在徐复观看来，“训诂学之演绎法”的问题一在于忽视文字之字义常在引申演变之中，另一在于由上一步推下一步，其中仅有可能性而无必然性，故尚待资料上之归纳证明[7]176。而辨伪的考据所遵循的逻辑亦复如此，其弊端也如出一辙。
辨伪的考据演绎法是一种线性的逻辑，而对古籍的考证中，多重归纳要更为切合史实，更接近思想史的真实，因为多重归纳对思想的解释更具体，包含更多的层面。历史的解释总体而言来自归纳，而不是形而上学式的思辨的推理。资料之归纳更需进行细致考据工夫之外的历史事实作为佐证方能确定，而不只是演绎的推理所能够解决的。推理、演绎从结论来看，“仅有可能性而无必然性”，即逻辑上推理的仅仅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也就并不能代替事实本身。而辨伪考据的演绎推论会忽视思想史本身是“变化的”，因此，徐复观强调必须要有“史的意识”[7]176。这种史的意识乃是指研究首先必须要有整体的历史视野。
四
有关《兰亭序》真伪的辨析，辩论双方都无法直接证明自己的观点，都面临文献不足，都需要进行推论。因为缺乏直接证据，因此要讨论作者问题，在文献考证层次上无法获得圆满的解决。此种情形下如台湾学者朱文光所说的：“必然要借助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诠释进路，也就是根据义理思想在发展脉络上所呈现的‘轨迹’来推断它在思想光谱上的位置，然后才开始讨论‘作者是谁’的问题。其次，所谓的‘轨迹’，经常就是由文献中被解读出的若干在思想上可能具有关联性的文字来作证（这是一种论证上的吊诡？）。因此，学者们所进行的研究，往往就是透过各种‘可能性’彼此相互结构或靠拢的思维方式来运作。”[8]203因此，文献的考据最终要走向思想史的解释。所谓解释，在郭沫若和徐复观那里都是借助了书体与风格发展的脉络，通过与文献引证结合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而就进一步的争论而言，如有论者指出的，目前为止，争辩双方都很难在文献上发现有力的直接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以现有的文献不足以说服对方，那么，从艺术作品本身出发还是从文献出发，成为艺术史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9]149。郭沫若考证的基础乃在于书法史所依靠断代的是书体和风格，以及对《兰亭序》思想与其时思想史指归之间关系的判断。从艺术的风格学来看 虽然郭与徐所指的风格与晚近海外中国美术史家高居翰和方闻所指的风格学有所不同，但他们的解释学循环论证方式则是类似的。，我们可以将单个的作品放置于整个书法史（乃至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整体脉络中去比照分析，从而为作品进行断代和定位。但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首先只有当研究者对艺术的整体历史风格有一个解释的架构之后，才能根据这种对风格的辨识来对具体作品进行历史的断代和定位，而我们对艺术的整体艺术风格的解释架构的形成又是从具体作品而来，有时具体作品也扩大了我们对时代风格的看法乃至定位。由此可见，风格研究本身并不能摆脱这种整体与局部的解释学循环。在风格学和思想史的脉络中，依然面临着对史料与整个思想背景之间局部与整体关系的理解。有论者已经指出：“艺术史研究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或许是：确定基本的事实，如关于作品的断代、归属等问题；将基本事实归类或加以组织，即，把基本事实构建成一个逻辑的序列。”“前者主要借证，而后者，更多解释意味——解释效力越强越说明其客观性。当然这两者实际上互相渗透，许多时候呈现为一种循环：基本事实的澄清是展开解释的基础，反过来，解释的框架又往往成为确定基本事实的依据。”[10]8
源于：毕业设计论文总结www.udooo.com
6因此，对于艺术史来说，对解释学循环的突破仍然需要考据的支持，也更依赖于坚实的史料。从书法史来看，郭沫若的疑古动机有其合理性，而其所用的艺术史方法与其争论者（包括徐复观）有一定的共识，即他们都同意书法家的书法风格和体例与其所在的时代之间是有直接关系的。而双方观点之所以相反，就在于对史料的解读以及史料之间关系的建构有不同导向，也在于他们推论的前提不同：信古还是疑古。
从考据的逻辑来说，疑古是以后人的眼光来怀疑前人的定见，而如欲推翻古人定见，则须将自己的论证建立于直接证据之上才能有说服力，这就如同法律上提起诉讼的必须首先提供直接证据 正因如此，梁涛将辨伪的这种逻辑称为“有罪推理”，他指出古史辨是对古代文献进行“有罪推定”，一概存疑。见梁涛《疑古、释古与重写思想史》，载《二十一世纪》2005年第87期，第135页。顾颉刚是这样说的：“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第48页。。也就是说，同样是采取间接论据和论证，维护古人定见在逻辑上比质疑者具有证据的优先权。因此，辨伪所面临的逻辑困境在于：推翻过去有关历史的结论所采取的证据大都只是间接证据，而不是直接证据。而就考据的意义而言，恰恰是因为历史上并无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所以只能采取间接证据，通过推理来论证。这在作者归属问题的辨伪上尤其典型，它是要推翻既定的成见，往往依赖于对漏洞的寻找，通过提出一个反例来推翻。但如果我们对待史料都抱着这种态度的话，就会像廖名春所指出的：“我们对传世文献之间的矛盾怎么看，以顾先生为代表的，基本采取的是否定的态度，是打的办法，用一个史料去否定一个史料，最后四大皆空。但是新证派是把不同的史料的矛盾去化解，去进行互相发明，用新史料去救活旧史料，使旧史料的矛盾得以合理的解决。我们现在做初始史料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我们的路会越来越宽；如果我们用简单的否定的方法，我们的路会越走越窄。”[11]B07另一方面，疑古对现有历史观点的质疑必然导致要不断地往上追溯到源头去找史料，越古越好，越古越有说服力。现存的文献资料就无法满足疑古这种无限追溯的要求，因为已有史料已经被搜集得相当充分了，这就使疑古高度依赖考古的发现。“作为一门以遗存物为依据进行追本溯源的科学，考古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实证式的追忆活动，它通过发现与解读遗存物来穿越时间，接近源头和他者。但是，正如一切实证科学不可能达到那个绝对的源头一样，考古学也不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发现或达到那个绝对的源头。”[12]而从逻辑上来说，“正如要否证任何考证研究中的检测设，总是必须使用到‘至少预设了一个以上的命题’的检验工具，而这些命题恰好与考证研究中的检测设一样被卷入否证的程序中（因为检测设本身也是由其他检测设去检证的）”[8]231。也就是说，疑古的检测设无法达到一个绝对的源头。这就类似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无法证明，只能付诸信仰[8]231。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兰亭论辩的参与者中不少人已知道利用考古发现，但大多数并不懂得如何运用，往往是将自己的主观臆断强加在出土物上，这也正说明考古的材料运用本身也依赖解释。
朱文光在比较圣严与牟宗三在有关《大乘止观法门》的作者归属判断问题时指出，圣严与牟宗三两人运用的基本文献实无太大差别，而最终获致迥异的看法[8]203。在他看来，所谓的“考证”就有失去客观判定思想发展过程的功能危机。
考据的危机说明两点：首先，史料或者说历史事实的意义是在历史研究者的整体编排中显现出来的，历史研究不单是依靠新的史料，还要将零乱的史料整合为有机的整体，显示出历史内在的意义，因为历史自身并不会自动呈现出意义来。纯粹客观的历史研究只能建立在研究者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基础上，只有不断反省才能接近。其次，一系列的相关史料只有构成可理解、有意义的历史图景，才能成为真正意义
摘自：本科论文www.udooo.com
上的历史学。倘若史实自己会说话，就不会有历史研究了，正因为史料需要人们的阐释，才使人们不断地重写历史。通常我们要求历史文本传达历史真相，但即使每一个对事实的陈述都是真的，也并不能保证由真的叙述构成的整体画面没有片面和歪曲的可能。因此，单纯的文献考据并不能还原出历史的真相，通过文献我们能够得到的只是在历史长河中所遗落的碎片。如何将这些史料的碎片拼贴出完整的观念和思想，使之呈现为具体的思想，就不仅是考据的工作，更需要思想家的解释。实际上，任何考据都离不开解释，考据与解释之间存在着张力。“考证是一种理解与建构历史的方式；而且，没有任何史学工作可以避免‘解释’与‘检测设’。因为：证据的建构隐含对资料的看法与解释，包括鉴别史料真检测的辨伪考证在内，都可以看成是一套理解系统（文化符号系统）。 ”[8]229更重要的在于历史文本书写本身都带有主观性，历史文本也是一种建构。五
对经典理解的不同来自解读文献的差异，以及对文献之间关系解释的差异。而文献间的逻辑关系是建构起来的，要依赖于解释，从中发现其内在关联性，但这种发现能力常常与研究中的主观理解有关。徐复观对傅斯年和胡适考据研究的批判突出了历史研究中阐释的意义，强调历史研究中必然带有主观价值倾向，这就是解释学的前理解。徐复观指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时代所必有时认为，清代李文田的否定是受当时今古文之争的时代影响，主张今文的学者要将古文之重要典籍全部推翻而后快。同时，李文田为了达到“尊碑抑帖”的目的，便力图把“居南帖王座”的《兰亭序帖》加以否定。徐复观与高二适等反对郭沫若说的学者所掌握的史料与郭沫若大致相同，其结论有差异就在于对史料进行解读的视角和态度，这说明对史料（包括考古材料）的解读不可能离开研究者基于自身学术主张的认知。
而正如廖名春在批判顾颉刚有关老子研究的错误时指出的：“顾先生关于老子的东西为什么会错呢？疑古本是一种科学精神，我们研究的实践就是要拿出怀疑精神来，问题是顾先生疑古是有价值倾向的，而不是客观中立的，是以疑为荣，很多错误，都是这种价值观念造成的。”[11]B07可见，疑古与信古的学术取向背后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对中国文化的立场存在差异。“辨伪考证呈现的是一种‘历史’与‘寓言’在文化空间里展开的时间争夺战，同时也是在世存有者（文化符码）对历史起点（真理）的遥远呼唤。”[8]229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于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善意的前见远比彻底颠覆传统的前见更为可靠与有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而事实也证明，古史辨派的诸多辨伪其实均非古书为伪，而只是现代人不懂得古代的书体[13]34。换言之，当我们面对古书而发生疑问时，不是应当由我们来确定古书的真伪，而是应当让古书改变我们的观念 比如《山海经》，胡厚宣说：“当时据疑古学派看来，《山海经》是伪书，有人说作于东汉时，《尚书·尧典》亦后人所作，顾颉刚先生甚至认为作于汉武帝时。”换言之，一些疑古史家认为是后出甚至可能是伪造的史籍，经与地下材料印证，“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参看胡厚宣《我和甲骨文》，见张世林编《学林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4
275页。近些年大量战国古籍的出土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古书的形成往往经过了较长的时间。同时，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官本外，一般都会经过改动。同时，由于古人没有类似后世的著作权概念，古书的“作者”、“述者”和“撰人”的间隔时间可以很长。因此，古书形成时间的远近与历史真实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参看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8
553页；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第25
34页。。既然传统辨伪学所据以判别真伪的标准多不能成立，那么就从方法上否定了古史辨派的疑古工作；既然古书真伪难以判断，那么也就在整体上否定了疑古派的学术方向。
就《兰亭序》而论，张廷银认为，因为古人作品及作品集前的序往往并非作者亲自所写，而是编集者根据传说或史载有关该文写作的情形另外所加的。如《文选》所选扬雄《羽猎赋》、《长杨赋》前的序，就不是扬雄自己所作，而是编者从《汉书·扬雄传》中抄录的有关此两赋创作缘起的记载；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挚虞集》中《思游赋》之序，就与《晋书·挚虞传》里关于挚虞写作该赋缘由的记述完全一样。以此类推，则编集《兰亭诗》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将其时有关兰亭诗会情况的说明文字移入其《序》中，甚至根据有关传说另外加进一些说明性文字也都很有可能，这就更见出《临河序》为最后定稿的本子。如果有人怀疑《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写，那么就更应该怀疑《临河序》也不是王羲之所作[14]89。[参 考 文 献]徐复观： 《“兰亭争论”的检讨》，见《中国艺术精神》附录
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2
346页。[Xu Fuguan，″A Review on the Controvers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 in The Spirit of Chinese Art（Appendix I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322346.]郑重： 《回眸“兰亭论辩”》，《文汇报》1998年11月26日，第11版。[Zheng Zhong，″Reflections over the Controvers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 Wenhui Daily， 1998
11
26， p.11.][3]王渊清： 《兰亭论辩与二十世纪疑古思潮》，《书法研究》2007年第5期，第21
39页。[Wang Yuanqing， ″Controvers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 and the Doubts on Ancient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Studies in Calligraphy， No.5（2007）， pp.21
39.][4]高二适： 《〈兰亭序〉的真伪驳议》，见文物出版社编： 《兰亭论辩》下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4
10页。[Gao Ershi，″The Refutation on the Authenticit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 in Cultural Relics Press（ed.）， Controvers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Ⅱ），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77， pp.4
10.][5]郭沫若： 《〈驳议〉的商讨》，见文物出版社编：《兰亭论辩》上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34
44页。[Guo Moruo，″The Conference on ′Arguments′，″ in Cultural Relics Press（ed.）， Controvers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Ⅰ），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77， pp.34
44.][6]徐复观： 《有关周初若干史实的问题》，见《两汉思想史》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7
241页。[Xu Fuguan，″Some Historical Facts about
中国免费论文网www.udooo.com
the Early Zhou Dynasty，″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Han Dynasties（Ⅰ），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07241.][7 ]徐复观： 《评训诂学上的演绎法》，见《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74
180页。[Xu Fuguan，″On the Deduction of Exegetical Studies，″ in Symposium on Chinese Thought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2， pp.174
180.][8]朱文光： 《考证、典范与解释的正当性——以〈大乘止观法门〉的作者问题为线索》，《中华佛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195
236页。[Zhu Wenguang，″Philology， Paradigm and Legitimacy of Explanation： Rethinking the Authentic Author of Dacheng Zhiguan Famen， ″ Chinese Buddhist Studies， No.1（1997）， pp.195
236.] [9]张传旭： 《〈兰亭序〉真伪之争的核心问题》，《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第147
149页。[Zhang Chuanxu，″The Core Problem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Authenticit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No.1（2006）， pp.147
149.][10]张晓剑： 《“结构分析”与中国画风格史的重构——论方闻名〈心印〉中的风格研究》，《新美术》2010年第2期，第86
90页。[Zhang Xiaojian，″Structural Analysi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Style： On the Style of ′Images of the Mind′of Fang Wenming，″ New Arts， No.2（2010）， pp.86
90.][11]佚名： 《对话：走出“疑古”还是将“疑古”进行到底》，《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8日，第B07
B08版。[Anonymity，″Dialogue： Abandon or Continue Suspecting the Ancient，″ Guangming Daily， 2006
11
28， pp.B07
B08.][12]黄裕生： 《考古学：一种实证方式的追忆——一次“考古游”之后》，《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12日，第6版。[Huang Yusheng，″Archaeology： A Recall in an Empirical Method — After an Archaeological Tour，″ China Reading Weekly， 2003
11
12， p.6.][13]张京华： 《一些足以疑古思想的论述——现代学者关于古代书体书例的总结》，《湘南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31
34页。[Zhang Jinghua，″Some Narration that Helps Reveal the Thoughts of Suspicion of Ancient Societies： Modern Scholars Summary of the Book Formats of the Ancient Time，″Journal of Xiangnan University， No.6（2006）， pp.31
34.][14]张廷银： 《〈兰亭序〉真伪及〈兰亭诗〉创作的文化意义》，《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4期，第88
92页。[Zhang Tingyin，″Authenticity of Orchid Pilion Preface and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Lanting Poems′，″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No.4（2000）， pp.88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