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要：“比”、“兴”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其起源甚早、溶于《诗经》、义无定解。后世有相当多关于“比”、“兴”的论说，各有见地。本文主要以刘勰、贾岛、李仲蒙、李东阳之论说为主要探讨对象，并采集当代人之观点，分析、论述“比”、“兴”之心物关系。
关键词：比兴诗学
赋、比、兴之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及《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然而，不论是《周礼》在记载大师教“六诗”，还是《诗大序》提出的诗之“六义”，都只标举了赋、比、兴之名目，而并未作解说。因此，后世对赋、比、兴之义，则衍生出各种观点、看法。许多论说影响甚大，而后人对其也是颇有微词。可见，赋比兴确是很难言说的概念。如《大师》郑玄注：“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玄以美刺分释比兴，乃是著名的“兴美比刺” 说，“但他笺兴诗，仍多是刺意”。
“‘赋’、‘比’、‘兴’之说，是关于诗歌中感发生命之孕育和形成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且不论赋、比、兴在最初源头上的内涵，然而其作为与风、雅、颂并称之概念，即可见其与诗歌（尤以《诗经》为代表）之血脉联系。从中国古代诗歌之源头开始的抒情特质，即以情志为主，情志之感动方式、情志之抒写方法，乃是一个关键性的论题。诚如迦陵所言：“至于表达此种感发之方式则有三，一为直接叙写（即物即心），二为借物为喻（心在物先），三为因物起兴（物在心先）。”[3]窃以为，其心、物关系，尤其是比、兴之心物关系，尤其值得我们予以关注。以下例举前人部份论说，加以论述之。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云：
“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4]
在其论述中，刘勰对“比”、“兴”做了较前人更为具体简明的定义，即“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由此可见，刘勰认为，“比”是理性的，“兴”是感性的，“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兴与情相关联，是引起情感的，要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乃其“比显而兴隐”观是也。《迦陵论诗丛稿》中提到：“也就是说《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实在已经触探到了‘比’和‘兴’在感发性质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分，可是刘氏却不能脱除于旧说的限制之外，因此在下文解释“兴”的时候，就不免又落入于“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的笼罩中，而不能更从感发的性质方面加以阐述了。”[5]总言之，刘勰的比兴观意义甚大，仅就其对比、兴在心物之间幽微关系的初步认识，实在已经远远超越了前人的
《诗品序》云：“因物喻志，比也。”、“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 钟嵘此说，虽不比刘勰在心物关系上较清晰的认识，然而，其认为“兴”可使“文已尽而意有余”，达到情感的绵长有余味、回味无穷，“比”亦可以与情志相通（因物喻志）。把“比”、“兴”看作诗歌中与情关联的感发之力量，其艺术性所在，有其独特的理论意义。
唐代贾岛《二南密旨·论六义》中对诗之“六义”及“比”、“兴”所专做定义如下：
“歌事曰风，布义曰赋，取类曰比，感物曰兴，正事曰雅，善德曰颂。”
“比论三：比者，类也，妍媸相类、相显之理。或君臣昏佞，则物象比而刺之；或君臣贤明，亦取物比而象之。”
“兴论四：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感君臣之德政废兴而形于言。”
贾岛就“比”、“兴”的心物关系，论说了“比”的特点是“类”、“显”、“理”、“刺”，为理性的成份，而“兴”的特点是“情”，为感性的成份。并且，贾岛很明确的认识到“比”乃是由心的触发在先，而取物作类的表达在后，如其所言“或君臣昏佞，则物象比而刺之”；而“兴”则是“感物曰兴”、“外感于物，内动于情”，乃是物的触引在先，而情的感发在后，而且是“情不可遏”这种感性的表现。
此处引叶嘉莹之说加以阐释，其云：
“一般说来，“兴”的作用大多是“物”的触引在先，而“心”的情意之感发在后，而“比”的作用，则大多是已有“心”的情意在先，而借比为“物”来表达则在后，这是“比”与“兴”的第一点不同之处；其次再就其相互间感发作用之性质而言，则“兴”的感发大多由于感性的直觉的触引，而不必有理性的思索安排，而“比”的感发则大多含有理性的思索安排。前者的感发多是自然的，无意 ，后者的感发则多是人为的，有意的，这是“比”和“兴”的第二点不同之处。”[6]
北宋胡寅《斐然集》卷十八之《致李叔易》：“大人尝言，学诗者必分其义，如赋、比、兴，古今论者多矣，惟河南李仲蒙之说最善。其言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故物有刚柔、缓急、荣悴，得失之不齐，则诗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则不足以考情性。情性可考，然后可以明礼仪观乎诗矣。’”[7]
李仲蒙将一个“情”字作为线索、核心来贯穿以诠释“赋、比、兴”。“言情”以尽情物，“托情”以使“情附物”，“起情”乃是“物动情”。且其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阐释，很有见地。他以“情”贯穿，而于短短几句中，又精辟而清晰地论说了“赋、比、兴”的心物关系。“索物”、“托情”、“情附物”乃是理性层面，心在物先的；“触物”、“起情”、“物动情”则是感性层面，物在心先的。仲蒙此说，比之前人，更为简明、清晰和精辟。胡寅之“惟河南李仲蒙之说最善”，虽有过于美誉之嫌，然可谓其眼光独特，仍甚有道理。李氏之说流传甚广，后来被多位学者的论著所引用，如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
同处宋代，而朱熹对“比”、“兴”的解释在后世影响最大。《诗集传》：“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其主要从修辞的角度，而几乎没有从心物关系来探讨。所胜在切中要点、言简意赅。然其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诗歌创作的实际和与诗人诗心的契合。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云：
“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8]
东阳将比、兴作为同一概念来论说（“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并非其特色处。窃以为，其令人夺目处在于不仅将比兴作为作诗的重要标杆（“惟有所寓托…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且将如此为之，所得之体会加以言说（“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较充分表达出比与兴的感发性质。而“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之句，乃可窥见心物与情思之妙处，亦是中国古诗与诗人之潇洒游于心物之间与其悠然神会之高妙处。
李梦阳《诗集自序》云：“王子曰：‘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其认为“六义”中“比兴要焉” ，极为看重比兴之作用。将“情寡”、“工于词”视为文人学子诗中少用“
前人关于“比”、“兴”心物之论述颇多，不再一一赘述。从以上论述，可窥见从唐宋开始，文人学子既继承赋比兴之旧说，而已慢慢不再束于传统，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其心物关系。比、兴也逐渐合为一个概念，“情”逐渐占据了越来越核心的地位。比、兴重获源头上的生命力，不再是枯燥难解的概念，而是后世诗之写法与诗之妙处所在，成为中国诗学中充满灵动气息的重要理论。
注释：
朱自清.诗言志辨[M].凤凰出版社，2008年12月.P85.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中华书局，2005年1月.P322.
[3]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中华书局，2005年1月.P342.
[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0月.P601.
[5]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中华书局，2005年1月.P343.
[6]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中华书局，2005年1月.P325.
[7]胡寅著、容祖肇点校.崇正辩 斐然集[M].中华书局，1993年12月.P386.
[8]李东阳、瞿佑.麓堂诗话 归田诗话[M].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P6.
参考文献：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中华书局，2005年1月.
朱自清.诗言志辨[M].凤凰出版社，2008年12月.
[3]刘怀荣.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
[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0月.
[5]胡寅著、容祖肇点校.崇正辩 斐然集[M].中华书局，1993年12月.
[6]李东阳、瞿佑.麓堂诗话 归田诗话[M].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
作者简介：蔡静薇（1988.4—），汉族，四川自贡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宋代文学。
关键词：比兴诗学
赋、比、兴之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及《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然而，不论是《周礼》在记载大师教“六诗”，还是《诗大序》提出的诗之“六义”，都只标举了赋、比、兴之名目，而并未作解说。因此，后世对赋、比、兴之义，则衍生出各种观点、看法。许多论说影响甚大，而后人对其也是颇有微词。可见，赋比兴确是很难言说的概念。如《大师》郑玄注：“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玄以美刺分释比兴，乃是著名的“兴美比刺” 说，“但他笺兴诗，仍多是刺意”。
“‘赋’、‘比’、‘兴’之说，是关于诗歌中感发生命之孕育和形成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且不论赋、比、兴在最初源头上的内涵，然而其作为与风、雅、颂并称之概念，即可见其与诗歌（尤以《诗经》为代表）之血脉联系。从中国古代诗歌之源头开始的抒情特质，即以情志为主，情志之感动方式、情志之抒写方法，乃是一个关键性的论题。诚如迦陵所言：“至于表达此种感发之方式则有三，一为直接叙写（即物即心），二为借物为喻（心在物先），三为因物起兴（物在心先）。”[3]窃以为，其心、物关系，尤其是比、兴之心物关系，尤其值得我们予以关注。以下例举前人部份论说，加以论述之。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云：
“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4]
在其论述中，刘勰对“比”、“兴”做了较前人更为具体简明的定义，即“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由此可见，刘勰认为，“比”是理性的，“兴”是感性的，“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兴与情相关联，是引起情感的，要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乃其“比显而兴隐”观是也。《迦陵论诗丛稿》中提到：“也就是说《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实在已经触探到了‘比’和‘兴’在感发性质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分，可是刘氏却不能脱除于旧说的限制之外，因此在下文解释“兴”的时候，就不免又落入于“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的笼罩中，而不能更从感发的性质方面加以阐述了。”[5]总言之，刘勰的比兴观意义甚大，仅就其对比、兴在心物之间幽微关系的初步认识，实在已经远远超越了前人的
摘自：毕业论文结论怎么写www.udooo.com
论说。《诗品序》云：“因物喻志，比也。”、“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 钟嵘此说，虽不比刘勰在心物关系上较清晰的认识，然而，其认为“兴”可使“文已尽而意有余”，达到情感的绵长有余味、回味无穷，“比”亦可以与情志相通（因物喻志）。把“比”、“兴”看作诗歌中与情关联的感发之力量，其艺术性所在，有其独特的理论意义。
唐代贾岛《二南密旨·论六义》中对诗之“六义”及“比”、“兴”所专做定义如下：
“歌事曰风，布义曰赋，取类曰比，感物曰兴，正事曰雅，善德曰颂。”
“比论三：比者，类也，妍媸相类、相显之理。或君臣昏佞，则物象比而刺之；或君臣贤明，亦取物比而象之。”
“兴论四：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感君臣之德政废兴而形于言。”
贾岛就“比”、“兴”的心物关系，论说了“比”的特点是“类”、“显”、“理”、“刺”，为理性的成份，而“兴”的特点是“情”，为感性的成份。并且，贾岛很明确的认识到“比”乃是由心的触发在先，而取物作类的表达在后，如其所言“或君臣昏佞，则物象比而刺之”；而“兴”则是“感物曰兴”、“外感于物，内动于情”，乃是物的触引在先，而情的感发在后，而且是“情不可遏”这种感性的表现。
此处引叶嘉莹之说加以阐释，其云：
“一般说来，“兴”的作用大多是“物”的触引在先，而“心”的情意之感发在后，而“比”的作用，则大多是已有“心”的情意在先，而借比为“物”来表达则在后，这是“比”与“兴”的第一点不同之处；其次再就其相互间感发作用之性质而言，则“兴”的感发大多由于感性的直觉的触引，而不必有理性的思索安排，而“比”的感发则大多含有理性的思索安排。前者的感发多是自然的，无意 ，后者的感发则多是人为的，有意的，这是“比”和“兴”的第二点不同之处。”[6]
北宋胡寅《斐然集》卷十八之《致李叔易》：“大人尝言，学诗者必分其义，如赋、比、兴，古今论者多矣，惟河南李仲蒙之说最善。其言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故物有刚柔、缓急、荣悴，得失之不齐，则诗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则不足以考情性。情性可考，然后可以明礼仪观乎诗矣。’”[7]
李仲蒙将一个“情”字作为线索、核心来贯穿以诠释“赋、比、兴”。“言情”以尽情物，“托情”以使“情附物”，“起情”乃是“物动情”。且其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阐释，很有见地。他以“情”贯穿，而于短短几句中，又精辟而清晰地论说了“赋、比、兴”的心物关系。“索物”、“托情”、“情附物”乃是理性层面，心在物先的；“触物”、“起情”、“物动情”则是感性层面，物在心先的。仲蒙此说，比之前人，更为简明、清晰和精辟。胡寅之“惟河南李仲蒙之说最善”，虽有过于美誉之嫌，然可谓其眼光独特，仍甚有道理。李氏之说流传甚广，后来被多位学者的论著所引用，如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
同处宋代，而朱熹对“比”、“兴”的解释在后世影响最大。《诗集传》：“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其主要从修辞的角度，而几乎没有从心物关系来探讨。所胜在切中要点、言简意赅。然其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诗歌创作的实际和与诗人诗心的契合。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云：
“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8]
东阳将比、兴作为同一概念来论说（“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并非其特色处。窃以为，其令人夺目处在于不仅将比兴作为作诗的重要标杆（“惟有所寓托…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且将如此为之，所得之体会加以言说（“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较充分表达出比与兴的感发性质。而“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之句，乃可窥见心物与情思之妙处，亦是中国古诗与诗人之潇洒游于心物之间与其悠然神会之高妙处。
李梦阳《诗集自序》云：“王子曰：‘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其认为“六义”中“比兴要焉” ，极为看重比兴之作用。将“情寡”、“工于词”视为文人学子诗中少用“
摘自：毕业论文提纲www.udooo.com
比兴”、缺乏生命力的恶果。同处明代，梦阳所记载的王叔武此说，可以为上述所论《麓堂诗话》语之补充。前人关于“比”、“兴”心物之论述颇多，不再一一赘述。从以上论述，可窥见从唐宋开始，文人学子既继承赋比兴之旧说，而已慢慢不再束于传统，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其心物关系。比、兴也逐渐合为一个概念，“情”逐渐占据了越来越核心的地位。比、兴重获源头上的生命力，不再是枯燥难解的概念，而是后世诗之写法与诗之妙处所在，成为中国诗学中充满灵动气息的重要理论。
注释：
朱自清.诗言志辨[M].凤凰出版社，2008年12月.P85.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中华书局，2005年1月.P322.
[3]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中华书局，2005年1月.P342.
[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0月.P601.
[5]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中华书局，2005年1月.P343.
[6]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中华书局，2005年1月.P325.
[7]胡寅著、容祖肇点校.崇正辩 斐然集[M].中华书局，1993年12月.P386.
[8]李东阳、瞿佑.麓堂诗话 归田诗话[M].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P6.
参考文献：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中华书局，2005年1月.
朱自清.诗言志辨[M].凤凰出版社，2008年12月.
[3]刘怀荣.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
[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0月.
[5]胡寅著、容祖肇点校.崇正辩 斐然集[M].中华书局，1993年12月.
[6]李东阳、瞿佑.麓堂诗话 归田诗话[M].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
作者简介：蔡静薇（1988.4—），汉族，四川自贡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宋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