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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中的上海形象研究不应局限于中文作品，还应包括外国文学作品。法国作家马尔罗的小说《人的境遇》采用东方主义的叙述策略诠释上海的异域镜像，集中体现着西方文化关于中国城市想象的异托邦传统：混乱、堕落而又残暴。这是一座“双向陌生”的城市：西方人感觉陌生，因为有符合传统文化的异域情调元素；中国人感觉陌生，因为这不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上海体验。
关键词：《人的境遇》上海镜像东方主义异托邦
：A
文学中的“老上海”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国内现已出版的各类相关书刊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壮观的“上海学”也已初具规模。然而，在这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中，绝大多数都是分析中国文学中的老上海描写，对外国文学中的上海形象却较少关注。其实，后者也是一笔珍贵的文学财富，亟待当今学者去探究。本文即立足于这一学术薄弱领域，以法国现代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长篇小说《人的境遇》为案例，依托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提出的异托邦理论，分析作为西方人反映的上海镜像。
一
法国作家马尔罗曾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里亚克称为活着的最伟大和最奇特的作家（1976年）。马尔罗一生共创作长篇小说六部，其中有两部以中国城市为背景：《征服者》（1928）描写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人的境遇》（1933），另有中文译名《人的命运》、《人的状况》）描写上海的工人革命运动。后者代表马尔罗创作的巅峰，曾被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视为最美的现代小说，并于出版当年获龚古尔文学奖。
从内容来看，《人的境遇》描述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北伐军攻抵上海，中国与第三国际之间的矛盾，国际金融寡头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以及对工人镇压时的悲壮斗争。故事从1927年3月21日开始，到4月12日结束。小说关于上海的叙述大多出现在夜幕笼罩之下，一派阴森荒凉的氛围，譬如小说第一章这样描写上海的城市风貌：
“巷子里剥蚀的墙壁从荒凉的暗处脱颖而出，一动不动的光柱烘托着壁上的种种斑痕。从这光柱里流泻出来的仿佛是永恒的污垢。”
这里的数十万居民，不仅有操劳十六个小时的纺织工人，也“有患着溃疡、染上脊柱侧凸病、忍饥挨饿的人群”。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渐展开，小说呈现的上海镜像犹如一个可怕的监狱，充斥着惨绝人寰的景象：一大片拥挤在一起的模糊身影，经受拷打时的声声惨叫，令人窒息的孤独，等待被扔进火车锅炉活活烧死的恐惧……
为了渲染上海的异域情调，马尔罗大胆借鉴了电影式的表现手法，通过不断变更时间和地点来自由地切换镜头，组接画面，再加上声觉、味觉的描写，让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最为明显的是，小说中有许多关于上海形象的套语，如拉黄包车的苦力、吸食的烟鬼、贫苦的大众、菜色的脸、成群的娼妓，等等，而这些陈词滥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大为流行，也正是通过这些老套的异国情调符号，马尔罗寥寥数笔就将法国人传统想象中的中国远东图景塑造了出来。与异国情调相匹配的是，小说的主人公几乎全部是外国人或混血儿，甚至武装的总领导人
很明显，这种以西方人为主角的叙述带着殖民霸权的色彩，它的真正意图正如弗朗兹·法侬（Franz Fanon）所说：“殖民统治寻求的全部结果就是要让土著人相信殖义带来光明，驱走黑暗。殖义自觉追求的效果就是让土著人这样想：检测如殖民者离开这里，土著人立刻就会跌回到野蛮、堕落和兽性的境地。”为了表现并强化这种白人作为主人的形象，在描写上海的中国人时，马尔罗大多采取将他们模糊化为背景性人物的叙述策略，或有姓无名，或姓名全无。而作者在提及这些中国人时没有丝毫会因混淆而产生为难，“中国人”便可指代这一庞大而沉默的群体。如果必须明确指称个体中国人时，只需用职业来冠名，譬如中国苦力、中国小贩等等。另外，作品中上海中国人的容貌特征也为模糊的描摹，多使用“没有表情”这个形容词。
不仅如此，小说中的中国人还呈现为话语权利的丧失，成为“无法说话的属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获得直接开口说出两三个短句的权利，并且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而其他所有的言语都由作者转述出来。萨义德曾经一语中的地点明了这种被压迫性沉默的实质：“它有效地使对方沉默，把差别重新塑造成属性，它统治并表现由占领国而不是无所作为的土著居民塑造的世界。”历史事实表明，当时在上海的西方人大多以说中国话为耻辱，在他们眼中，中国话是低等的语言，而英语则是高贵的，在这种话语霸权下，自然形成了一种混杂的“洋泾浜”英语。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说：话语的背后是权力的争夺和操作，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的工具，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西方人看来，洋泾浜英语不仅仅是一种与中国人交往的语言，更暗喻着一种指使人、奚落人的语言。由此可见，话语权利的被剥夺反映了作者心目中中国人地位的低下，并折射出作者意识形态性的文化选择倾向。
时至今日，学界已经确定马尔罗并没有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只在香港、澳门、上海等城市作过短暂的停留。因此，这部小说并非是对上海状况的写实，而是借上海的革命运动这面镜子来探索人性，借以表现其思考的一种哲理与人生态度。小说题名“人的境遇”语出法国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请设想一下，戴着锁链的一大群人，他们每个人都判了死刑，每天，其中一些人眼看着另一些人被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们同类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痛苦而绝望地互相对视着……这就是人的状况的图景。”为了营造帕斯卡尔设想的氛围，马尔罗不仅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上着力，还在语言层面上大量使用孤独、焦虑、死亡、荒谬、痛苦等词语。通过这些语言技巧，马尔罗试图渲染人是孤独的，人生活在荒诞的城市里，忍受着孤独、忧虑、恐惧的折磨，想逃避注定不能改变的可悲命运也是荒诞的。从小说的象征意味来看，马尔罗选择上海作为叙述背景，是以文学的方式重构、发挥西方传统关于中国想象的另一个堕落极端——地狱。仔细审查《人的境遇》中的人物，大多是在地狱中挣扎的“灵魂”，他们昼伏夜出，嗜血：有长着酒糟鼻、歪嘴的恐怖主义者（帕索兹），有面孔呆滞、身貌畸形的领导者（伏洛金），更有着充斥上海的刽子手，如的秘密头子库尼格，密探施比留夫斯基等。不可否认，当时老上海的社会面貌，特别是下层社会秩序的混乱是客观事实，当西方文化中的落后因子与中国传统恶疾一旦结合，势必嫁接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畸形“恶之花”，但从作者的心理层面来讲，当时的西方人普遍认为生活在上海的人是道德败坏的，因为他们大多是离开自己家乡到这个杂烩之地开拓新生活的人，这类人由于脱离了传统的道德约束，迫于生计很快沦为流氓或娼妓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说中大量描写老上海的原始和落后：粪便、阴沟和各种腐烂之物的恶臭，狭窄、嘈杂的街道，矮小、拥挤、破败的住房，等等。不可否认，小说中关于老上海城市环境恶劣、疾病肆虐的描写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西方市政管理制度尚未传入上海之前，上海的确存在随时随处倾倒垃圾、随地大小便等不雅现象；在尚未使用自来水的地段，由于饮水卫生难以达标，每到夏季便时有霍乱疫情发生；在租界邻近的乡野中，有很多未及掩盖的棺材和用芦席裹卷的尸体，终日恶臭难闻。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马尔罗对上海的想象和描述是西方对殖民地城市想象和描述的复制。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说，殖民地的“原来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并且我怀疑没有哪个殖民地不扮演这个角色。”在西方文学传统中，疾病往往是一种罪恶的象征，譬如麻风病象征着堕落、惩罚、腐烂，而霍乱等传染病则是社会无序、混乱的隐喻。既然所有的这些罪恶都集中在了上海，那么作者想要通过这部小说表现出的寓意是不言自明的。
纵观整部小说，上海的城市镜像是混乱、堕落、邪恶而又残暴的，“上海因名副其实地被当作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之一而闻名。”马尔罗是从东方主义的视角来叙述上海的城市文化，多少无法摆脱当时意识形态和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小说所展现的蛮荒上海正可以代表西方人想象中的堕落地狱形象。
二
毋庸置疑，西方人眼中的上海形象在塑造过程中，无法避免东方主义的“过滤框架”。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来说，“制作一个异域‘形象’时，作家并未复制现实。他筛选了一定数目的特点，这些作家认为适用于‘他’要进行的异域描述的成分。”因此，本文所要研究的上海形象并非现实的简单复制品，而是作者按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和心理预期重新塑造的异托邦。异托邦的理论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1984年，福柯在个人展览上展出他在1967年写成的一篇重要文章《其它空间》，这篇文章是他在建筑界的演讲稿。福柯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托邦”（Heterotopia），该概念与乌托邦（Utopia）相对，乌托邦究其本源是指世界上并不存在的地方，而异托邦则是现实中实际存在的空间，同时具有神话和真实的双重属性。福柯认为异托邦“是与现实完全对立的地方，它们在特定文化时性地表现、对比、颠倒了现实。它们作为乌托邦存在，但又是一些真实的地方，切切实实存在，并形成于该社会的基础中……它超然于现实之外但又是真实之地”。总之，作为异托邦的城市是一个生发幻想和表达的地方，在这里，真实的空间和想象的虚妄相互交融。
尽管在欧洲城市史上，特别是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城市绝大多数时候是自由、、秩序和道德的象征，但颇具戏剧性的是，西方人关于中国城市的想象却并不乐观，而这一负面形象的最集中体现便是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旧时代上海。在西方文化中，20世纪前半期的上海有着特殊的暧昧和魅力。这个城市的英文名字“Shanghai”甚至成了一个贬义的动词，它有着两层意思：其一，把某人击昏或用酒灌醉，随后贩卖到需要人手的海船；其二，用欺骗或暴力的手段让别人做某事，如发动一场预谋的斗殴。一个城市的名称被当作动词来使用，这在世界城市史和文化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另外，西方人模仿单词“New Yorker”（纽约客）创造了“Shanghaiker”（上海客）一词，虽然词缀相同但意思却大不一样，“上海客”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专指那些善于敲诈勒索的，属于社会底层或黑恶势力的不法分子。
在当时，“到上海去”是西方人一种经典的冒险，对那些在自己家乡混得不甚得意的人来说，也是解决暂时困境的方法之一。这类人对上海的评价颇为中肯，其中一位在上海长大的英国女士杰里科评价道：“它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人们忙忙碌碌，大把挣钱。三教九流混居此地，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让我们正视它，尽管这种生活糜烂不堪，愚蠢之至。”就这样，老上海成了一座为西方人提供梦想和逃避之所的城市。历史证明，此时的上海是近代中国外侨人数最为集中的城市，由1900年的7000多人，发展到1942年的15万人。他们来自英、法、美、日、德、俄、意、葡、波兰、捷克、印度等50多个国家。对他们而言，这里虽然有时有些危险，但也充满着异域情调，并且大部分日子过得衣食无忧。外国势力的渗透使这座城市像一个纷繁的东方大舞台，各色外国冒险家和流亡者先后粉墨登场，舞台虽然只限制在一座城市，但因为租界属国的不同，人物却从一个国度漂移到另一个国度。随意翻看描写上海的域外文学作品，我们很容易遇见如下人物：英国商人、法国财团寡头、美国士兵、日本浪人、落魄白俄、菲律宾，等等。这些也恰好符合了西方人对殖民地人种杂糅的想象。在这里，各色人等受利益和的驱使，疯狂地争夺其生存和享乐空间——整个城市不再有井然的秩序，混乱、蛮荒、放纵成了其突出的标志。
30年代末期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居民超过350万，被称为世界第六大城市、“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根据现有资料，中文语境下将上海和巴黎相提并论最早出现在1881年，西语最早何时把上海说成是“东方
西方文学中的老上海对人性恶的释放尤其明显。在西方文化中有“the daimonic”一词，可以翻译为“恶魔性”。有人把这个词理解为生命的原始冲动力，能够激发人的潜在，以大破坏的形式来达到大的创造。用恶魔性来形容老上海的都市魔力有着一定的道理，它是中西文化杂糅、畸形发展所带来的一种繁华与腐烂同体生存的城市。西方传教士、外国流民、洋行大班、中国写办、烟花女子、流氓匪帮等等，各色人群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助长了投机冒险、及时享乐、放纵、挥霍生命的习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陌生人中的陌生人”，可以无拘无束地随时纵容自己。本来纯洁的人来到上海也会堕落。在西方人眼里，老上海接受了西方正统文化的反面价值，容纳了西方道德、秩序、法律、宗教信仰所禁止的那些方面，它几乎被看作是异教的罪恶之城，充满着可以打破禁忌、自由放纵、回
毋庸置疑，对于描写城市异托邦的文本而言，其叙述往往掺杂着想象成分，也多少受制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相应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作家对城市空间的描述是一种精心选择的结果，作者总是特别关注一些地方和事件，而另外一些地方和事件则被巧妙地排除于视野之外。老上海那些强烈吸引中国作家的现代特征，或者被外国作家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可以说，域外作家笔下的上海是一个“双向陌生”的城市：外国人感觉陌生，因为其中有着大量异域情调元素，但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感觉陌生，因为这不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上海镜像。
综上所述，在马尔罗那个时代，西方文学中的上海形象大多是一座畸形繁荣的城市，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与茅盾、穆时英等中国作家笔下常见的摩登景致形成鲜明对比，此时西方文学中的上海大多是混乱、堕落、疯狂的城市。西方人很少描写这里的声光化电、高楼大厦等现代都市景观，反而更关注落后、脏乱的角落。在作品中，旧上海原住民的形象大多是狡黠而残暴的；外国人则常常被描述为冒险家，终日在这座充满诱惑的城市中追寻享乐，放纵。对于期待异域情调的西方人而言，这也许正是所谓“魔都”的妖娆魅力所在。
注：本文系本人主持的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比较文学视域下的城市异托邦》（TJYW07—101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法]马尔罗，丁世中译：《人的境遇》，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美]爱德华·W·萨义德，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
[4] 柳鸣九、罗新璋：《马尔罗研究》，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5] 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中华书局，2006年版。
[6] Michel Foucault，Of Other Places，Visual Culture Reader，edited by Nicholas Mirzoeff，Routledge，1988.
[7] [美]罗兹·墨菲，章克生等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 [法]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 G.E.Miller，Shanghai：the paradise of adventurers，New York：Orsay Publishing House，1937.
[10] 熊月之等选编：《上海的外国人》（上海史研究译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1] H.J.Lethbridge，“Introduction”，All about Shanghai：A Standard Guidebook，Hong Ko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12] 《论上海今昔情形》，《申报》，1881年12月10日。
[13] [德]基希，周立波译：《秘密的中国》，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
[14] NewChristopher.Shanghai.London：Macdonald Co.，1985.
[15] Stella Dong，Shanghai：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New York：William Morrow Publishers，2000.
[16] Harriet Sargeant，Shanghai：Collision Point of Cultures，1928—1939，New York： Crown，1990.
[17] 石海山、[挪威]居纳尔·菲尔塞特：《挪威人在上海15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18] L.A.Lofland，A World of Strangers，New York：Basic Books，1973.
作者简介：吕超，男，1982—，江苏徐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形象学，工作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人的境遇》上海镜像东方主义异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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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老上海”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国内现已出版的各类相关书刊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壮观的“上海学”也已初具规模。然而，在这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中，绝大多数都是分析中国文学中的老上海描写，对外国文学中的上海形象却较少关注。其实，后者也是一笔珍贵的文学财富，亟待当今学者去探究。本文即立足于这一学术薄弱领域，以法国现代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长篇小说《人的境遇》为案例，依托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提出的异托邦理论，分析作为西方人反映的上海镜像。
一
法国作家马尔罗曾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里亚克称为活着的最伟大和最奇特的作家（1976年）。马尔罗一生共创作长篇小说六部，其中有两部以中国城市为背景：《征服者》（1928）描写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人的境遇》（1933），另有中文译名《人的命运》、《人的状况》）描写上海的工人革命运动。后者代表马尔罗创作的巅峰，曾被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视为最美的现代小说，并于出版当年获龚古尔文学奖。
从内容来看，《人的境遇》描述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北伐军攻抵上海，中国与第三国际之间的矛盾，国际金融寡头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以及对工人镇压时的悲壮斗争。故事从1927年3月21日开始，到4月12日结束。小说关于上海的叙述大多出现在夜幕笼罩之下，一派阴森荒凉的氛围，譬如小说第一章这样描写上海的城市风貌：
“巷子里剥蚀的墙壁从荒凉的暗处脱颖而出，一动不动的光柱烘托着壁上的种种斑痕。从这光柱里流泻出来的仿佛是永恒的污垢。”
这里的数十万居民，不仅有操劳十六个小时的纺织工人，也“有患着溃疡、染上脊柱侧凸病、忍饥挨饿的人群”。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渐展开，小说呈现的上海镜像犹如一个可怕的监狱，充斥着惨绝人寰的景象：一大片拥挤在一起的模糊身影，经受拷打时的声声惨叫，令人窒息的孤独，等待被扔进火车锅炉活活烧死的恐惧……
为了渲染上海的异域情调，马尔罗大胆借鉴了电影式的表现手法，通过不断变更时间和地点来自由地切换镜头，组接画面，再加上声觉、味觉的描写，让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最为明显的是，小说中有许多关于上海形象的套语，如拉黄包车的苦力、吸食的烟鬼、贫苦的大众、菜色的脸、成群的娼妓，等等，而这些陈词滥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大为流行，也正是通过这些老套的异国情调符号，马尔罗寥寥数笔就将法国人传统想象中的中国远东图景塑造了出来。与异国情调相匹配的是，小说的主人公几乎全部是外国人或混血儿，甚至武装的总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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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夫也是俄国人。主角中唯一的中国人陈，是一个由西式教育培养起来的孤儿，他的教父（法国教授吉佐尔）认为：“除开性欲，也许陈已不再是中国人了。”这就意味着，陈身上除了最原始、本能的部分外，已经彻底接受洗礼，“进化”为西方人。由此可见，在马尔罗看来，上海作为“东方大舞台”，在台上表演的主角，并不是“土著”（中国人），而是“他者”（西方人）。很明显，这种以西方人为主角的叙述带着殖民霸权的色彩，它的真正意图正如弗朗兹·法侬（Franz Fanon）所说：“殖民统治寻求的全部结果就是要让土著人相信殖义带来光明，驱走黑暗。殖义自觉追求的效果就是让土著人这样想：检测如殖民者离开这里，土著人立刻就会跌回到野蛮、堕落和兽性的境地。”为了表现并强化这种白人作为主人的形象，在描写上海的中国人时，马尔罗大多采取将他们模糊化为背景性人物的叙述策略，或有姓无名，或姓名全无。而作者在提及这些中国人时没有丝毫会因混淆而产生为难，“中国人”便可指代这一庞大而沉默的群体。如果必须明确指称个体中国人时，只需用职业来冠名，譬如中国苦力、中国小贩等等。另外，作品中上海中国人的容貌特征也为模糊的描摹，多使用“没有表情”这个形容词。
不仅如此，小说中的中国人还呈现为话语权利的丧失，成为“无法说话的属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获得直接开口说出两三个短句的权利，并且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而其他所有的言语都由作者转述出来。萨义德曾经一语中的地点明了这种被压迫性沉默的实质：“它有效地使对方沉默，把差别重新塑造成属性，它统治并表现由占领国而不是无所作为的土著居民塑造的世界。”历史事实表明，当时在上海的西方人大多以说中国话为耻辱，在他们眼中，中国话是低等的语言，而英语则是高贵的，在这种话语霸权下，自然形成了一种混杂的“洋泾浜”英语。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说：话语的背后是权力的争夺和操作，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的工具，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西方人看来，洋泾浜英语不仅仅是一种与中国人交往的语言，更暗喻着一种指使人、奚落人的语言。由此可见，话语权利的被剥夺反映了作者心目中中国人地位的低下，并折射出作者意识形态性的文化选择倾向。
时至今日，学界已经确定马尔罗并没有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只在香港、澳门、上海等城市作过短暂的停留。因此，这部小说并非是对上海状况的写实，而是借上海的革命运动这面镜子来探索人性，借以表现其思考的一种哲理与人生态度。小说题名“人的境遇”语出法国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请设想一下，戴着锁链的一大群人，他们每个人都判了死刑，每天，其中一些人眼看着另一些人被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们同类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痛苦而绝望地互相对视着……这就是人的状况的图景。”为了营造帕斯卡尔设想的氛围，马尔罗不仅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上着力，还在语言层面上大量使用孤独、焦虑、死亡、荒谬、痛苦等词语。通过这些语言技巧，马尔罗试图渲染人是孤独的，人生活在荒诞的城市里，忍受着孤独、忧虑、恐惧的折磨，想逃避注定不能改变的可悲命运也是荒诞的。从小说的象征意味来看，马尔罗选择上海作为叙述背景，是以文学的方式重构、发挥西方传统关于中国想象的另一个堕落极端——地狱。仔细审查《人的境遇》中的人物，大多是在地狱中挣扎的“灵魂”，他们昼伏夜出，嗜血：有长着酒糟鼻、歪嘴的恐怖主义者（帕索兹），有面孔呆滞、身貌畸形的领导者（伏洛金），更有着充斥上海的刽子手，如的秘密头子库尼格，密探施比留夫斯基等。不可否认，当时老上海的社会面貌，特别是下层社会秩序的混乱是客观事实，当西方文化中的落后因子与中国传统恶疾一旦结合，势必嫁接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畸形“恶之花”，但从作者的心理层面来讲，当时的西方人普遍认为生活在上海的人是道德败坏的，因为他们大多是离开自己家乡到这个杂烩之地开拓新生活的人，这类人由于脱离了传统的道德约束，迫于生计很快沦为流氓或娼妓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说中大量描写老上海的原始和落后：粪便、阴沟和各种腐烂之物的恶臭，狭窄、嘈杂的街道，矮小、拥挤、破败的住房，等等。不可否认，小说中关于老上海城市环境恶劣、疾病肆虐的描写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西方市政管理制度尚未传入上海之前，上海的确存在随时随处倾倒垃圾、随地大小便等不雅现象；在尚未使用自来水的地段，由于饮水卫生难以达标，每到夏季便时有霍乱疫情发生；在租界邻近的乡野中，有很多未及掩盖的棺材和用芦席裹卷的尸体，终日恶臭难闻。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马尔罗对上海的想象和描述是西方对殖民地城市想象和描述的复制。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说，殖民地的“原来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并且我怀疑没有哪个殖民地不扮演这个角色。”在西方文学传统中，疾病往往是一种罪恶的象征，譬如麻风病象征着堕落、惩罚、腐烂，而霍乱等传染病则是社会无序、混乱的隐喻。既然所有的这些罪恶都集中在了上海，那么作者想要通过这部小说表现出的寓意是不言自明的。
纵观整部小说，上海的城市镜像是混乱、堕落、邪恶而又残暴的，“上海因名副其实地被当作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之一而闻名。”马尔罗是从东方主义的视角来叙述上海的城市文化，多少无法摆脱当时意识形态和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小说所展现的蛮荒上海正可以代表西方人想象中的堕落地狱形象。
二
毋庸置疑，西方人眼中的上海形象在塑造过程中，无法避免东方主义的“过滤框架”。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来说，“制作一个异域‘形象’时，作家并未复制现实。他筛选了一定数目的特点，这些作家认为适用于‘他’要进行的异域描述的成分。”因此，本文所要研究的上海形象并非现实的简单复制品，而是作者按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和心理预期重新塑造的异托邦。异托邦的理论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1984年，福柯在个人展览上展出他在1967年写成的一篇重要文章《其它空间》，这篇文章是他在建筑界的演讲稿。福柯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托邦”（Heterotopia），该概念与乌托邦（Utopia）相对，乌托邦究其本源是指世界上并不存在的地方，而异托邦则是现实中实际存在的空间，同时具有神话和真实的双重属性。福柯认为异托邦“是与现实完全对立的地方，它们在特定文化时性地表现、对比、颠倒了现实。它们作为乌托邦存在，但又是一些真实的地方，切切实实存在，并形成于该社会的基础中……它超然于现实之外但又是真实之地”。总之，作为异托邦的城市是一个生发幻想和表达的地方，在这里，真实的空间和想象的虚妄相互交融。
尽管在欧洲城市史上，特别是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城市绝大多数时候是自由、、秩序和道德的象征，但颇具戏剧性的是，西方人关于中国城市的想象却并不乐观，而这一负面形象的最集中体现便是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旧时代上海。在西方文化中，20世纪前半期的上海有着特殊的暧昧和魅力。这个城市的英文名字“Shanghai”甚至成了一个贬义的动词，它有着两层意思：其一，把某人击昏或用酒灌醉，随后贩卖到需要人手的海船；其二，用欺骗或暴力的手段让别人做某事，如发动一场预谋的斗殴。一个城市的名称被当作动词来使用，这在世界城市史和文化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另外，西方人模仿单词“New Yorker”（纽约客）创造了“Shanghaiker”（上海客）一词，虽然词缀相同但意思却大不一样，“上海客”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专指那些善于敲诈勒索的，属于社会底层或黑恶势力的不法分子。
在当时，“到上海去”是西方人一种经典的冒险，对那些在自己家乡混得不甚得意的人来说，也是解决暂时困境的方法之一。这类人对上海的评价颇为中肯，其中一位在上海长大的英国女士杰里科评价道：“它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人们忙忙碌碌，大把挣钱。三教九流混居此地，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让我们正视它，尽管这种生活糜烂不堪，愚蠢之至。”就这样，老上海成了一座为西方人提供梦想和逃避之所的城市。历史证明，此时的上海是近代中国外侨人数最为集中的城市，由1900年的7000多人，发展到1942年的15万人。他们来自英、法、美、日、德、俄、意、葡、波兰、捷克、印度等50多个国家。对他们而言，这里虽然有时有些危险，但也充满着异域情调，并且大部分日子过得衣食无忧。外国势力的渗透使这座城市像一个纷繁的东方大舞台，各色外国冒险家和流亡者先后粉墨登场，舞台虽然只限制在一座城市，但因为租界属国的不同，人物却从一个国度漂移到另一个国度。随意翻看描写上海的域外文学作品，我们很容易遇见如下人物：英国商人、法国财团寡头、美国士兵、日本浪人、落魄白俄、菲律宾，等等。这些也恰好符合了西方人对殖民地人种杂糅的想象。在这里，各色人等受利益和的驱使，疯狂地争夺其生存和享乐空间——整个城市不再有井然的秩序，混乱、蛮荒、放纵成了其突出的标志。
30年代末期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居民超过350万，被称为世界第六大城市、“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根据现有资料，中文语境下将上海和巴黎相提并论最早出现在1881年，西语最早何时把上海说成是“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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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黎”则较难考证。不过，当初是谁，又是在何种情况下说出这句话，这一问题已经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其中包含着很多的偶然性。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说法会被中外大众认可，并口耳相传一直延续至今，成为约定俗成的比喻，而不是“东方伦敦”之类的称谓。笔者以为，究其原因除了巴黎在西方一直被赋予浪漫、、冒险等色彩之外（这正符合上海作为东方城市的异域情调），还和当时英、美、法租界的不同管制状况相关。众所周知，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公共租界都是禁止华人居住的，而法租界则不同，由于其的经济较弱，管制的力量也就相对有限，不仅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在此开展，烟、赌、娼也较为活跃，而后者正是给期望猎奇的西方游客很大吸引的原因。读者在阅读西方作家的上海叙述时，应留意其作品间明显的互文性。马尔罗的描写可以参照基希、爱狄弥勒、克利斯朵夫·纽等作家的作品：捷克作家基希《秘密的中国》（1933）所描写的上海使人联想到狄更斯时代及其小说中伦敦的地下世界；美国作家爱狄弥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1936）将上海视作西方社会流放各类罪犯的“恶之花”；英国作家克利斯朵夫·纽《上海》（1956）以爱恨交织的笔触描写一个混乱、堕落却也充满机遇的城市。总体而言，20世纪前期的上海曾经被看作当时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之一。美国学者斯德拉·董在《上海：一个堕落城市的沉浮》中引用一位牧师的评价说：“如果上帝让上海长期存在下去，他就得向撒旦和蛾摩拉道歉”。蛾摩拉是《圣经》中因罪恶深重被上帝毁灭的古城，在基督教徒眼中，上海的丑陋和这些古代城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时的西方文化中，代表着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老上海形象是这样的：“任何一次环球旅行如果没有踏足上海便不算是完美的。她的名字让人联想到神秘、冒险和各种放纵行为。”由此不难看出，在当时的西方文化中，老上海一般被视作充满冒险和罪恶的城市，有时甚至是荒淫无耻、邪恶堕落的同义词，这座城市是“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西方文学中的老上海对人性恶的释放尤其明显。在西方文化中有“the daimonic”一词，可以翻译为“恶魔性”。有人把这个词理解为生命的原始冲动力，能够激发人的潜在，以大破坏的形式来达到大的创造。用恶魔性来形容老上海的都市魔力有着一定的道理，它是中西文化杂糅、畸形发展所带来的一种繁华与腐烂同体生存的城市。西方传教士、外国流民、洋行大班、中国写办、烟花女子、流氓匪帮等等，各色人群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助长了投机冒险、及时享乐、放纵、挥霍生命的习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陌生人中的陌生人”，可以无拘无束地随时纵容自己。本来纯洁的人来到上海也会堕落。在西方人眼里，老上海接受了西方正统文化的反面价值，容纳了西方道德、秩序、法律、宗教信仰所禁止的那些方面，它几乎被看作是异教的罪恶之城，充满着可以打破禁忌、自由放纵、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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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原始的期待。毋庸置疑，对于描写城市异托邦的文本而言，其叙述往往掺杂着想象成分，也多少受制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相应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作家对城市空间的描述是一种精心选择的结果，作者总是特别关注一些地方和事件，而另外一些地方和事件则被巧妙地排除于视野之外。老上海那些强烈吸引中国作家的现代特征，或者被外国作家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可以说，域外作家笔下的上海是一个“双向陌生”的城市：外国人感觉陌生，因为其中有着大量异域情调元素，但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感觉陌生，因为这不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上海镜像。
综上所述，在马尔罗那个时代，西方文学中的上海形象大多是一座畸形繁荣的城市，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与茅盾、穆时英等中国作家笔下常见的摩登景致形成鲜明对比，此时西方文学中的上海大多是混乱、堕落、疯狂的城市。西方人很少描写这里的声光化电、高楼大厦等现代都市景观，反而更关注落后、脏乱的角落。在作品中，旧上海原住民的形象大多是狡黠而残暴的；外国人则常常被描述为冒险家，终日在这座充满诱惑的城市中追寻享乐，放纵。对于期待异域情调的西方人而言，这也许正是所谓“魔都”的妖娆魅力所在。
注：本文系本人主持的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比较文学视域下的城市异托邦》（TJYW07—101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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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超，男，1982—，江苏徐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形象学，工作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