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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弘明集》卷一五载有范泰与谢灵运的一次书信往来，书信的内容对研究谢灵运的思想信仰与文学创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却历来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诸如范泰作书之原因、谢灵运书的系年等问题都未能定论。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范泰作书之原因、谢灵运复书及赞的编年问题作详细的考述。
关键词：谢灵运范泰书信佛赞
《广弘明集》卷一五载有范泰致谢灵运之书信一封，并谢灵运之回信《答范特近书送佛讃》，盖范泰以己所作佛讃示康乐并邀之同作，谢灵运于隐居之地作答。范泰及谢灵运所作书信原文如下：
范特进书：卿常何如？历观高士，类多有情，吾亦许卿。以同何缅邈之过，便是末孤了幽关也。吾犹存旧情东望慨然，便是有不驰处也。见炽公阡陌，如卿问栖僧于山，诚是美事。屡改骤迁，未为快也。杖策之郡斯则善也，祇洹中转有奇趣。福业深缘森兮满目，见形者所不能传，闻言而悟亦难其人。辞烦而已，于此绝笔。范泰敬谓。 祇洹塔内赞，因炽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与人歌而善。
答范特进书送佛赞：辱告慰企，晚寒体中胜常，灵运脚诸疹，此春更甚忧。虑古人有情，信如来告，企咏之结实过飢渴。山间幽阻音尘阔绝，忽见诸赞欢慰良多，可谓俗外之咏。寻览三复味翫增怀，辄奉和如别，虽辞不足覩，然意寄尽此。从弟惠连后进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远呈。承祇洹法业日茂，随喜何极；六梁微缘，窃望不绝。即时经始招题在所住山南，南檐临涧，北户背岩，以此息心，当无所忝耶。平生缅然，临纸累叹，敬惜为先，继以音告，傥值行李，辄复承问。二月一日谢灵运白答。
谢灵运书后附《和范特进祇洹像赞》四首（其中一首为谢惠连所作）。范、谢的这一次书信往来，一直以来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围绕范泰作书之因缘、谢灵运此信及诸讃的系年问题曾产生过不小的争议，但终未有定论。谢灵运作为南朝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对其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无疑是南朝文学史研究的重要部分，而谢灵运《答范特进书送佛赞》一文及其后所附载的赞文，对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谢灵运的思想、信仰状况以及文学创作，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故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考诸载记，对范泰作书之原因、谢灵运复书及赞的编年问题作详细的考述。
范泰，字伯伦，范宁之子，顺阳山阴人，仕刘宋，官至光禄大夫。《宋书》本传言其“暮年事佛甚精，于宅西立祇洹精舍”，范泰《论据食表》亦云：“臣（范泰）少信大法，积习善性，颇闻余论，髣髴玄宗。”可见范泰本人有很深的佛教信仰，或有人以范泰反对僧众踞食而认为其站在佛教之对立面，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的。
关于范泰致书谢灵运求佛讃的原因，考诸文献记载，还是有清晰的
宋元嘉初，徐羡之、檀道济等专权朝政，(范)泰有不平之色，尝肆言骂之，羡之等深憾，闻者皆忧泰在不测，泰亦虑及于祸，乃问义安身之术，义曰:‘忠顺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亲也，何虑之足忧!’因劝泰以果竹园六十亩施寺，以为幽冥之佑，泰从之，终享其福。
盖范泰因虑祸而舍果园建祇洹寺，范泰所作赞及其邀谢灵运同作者当是为此祇洹所中所用。考范泰《论据食表》云：
臣言：陛下近游祇洹，臣固请碑赞，如忆髣髴有许。法驾既旋，臣辄仰刊碑上曰：“皇帝赞”，正此三字而已，专辄之罪思臣所甘，至于记福冥中未知彼齐。若赐神笔数字，臣死且不朽。
又文帝诏云：“祇洹碑赞及不忆相许，既非所习加以无暇，不获相酬，甚以为恨。”由此可知，范泰曾表请文帝为其祇洹作碑讃而未果，其致书谢灵运邀其共作佛讃亦当是出于相同的原因。
围绕谢灵运书信及诸赞的具体系年问题，曾有过相关的讨论，郝昺横（立权）《谢康乐年谱》将之系于元嘉二年、顾少柏《谢灵运平生事迹及作品系年》主元嘉元年说，杨勇《谢灵运年谱》则系之于元嘉三年，各种意见相左，未有定论。
按谢灵运所作书题曰“答范特进书送佛讃”，并后有“二月一日谢灵运白答”之落款，按《南史·范泰传》载：
（范泰）景平初，加位特进，明年致仕，解国子祭酒。……（元嘉）三年，羡之伏诛，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领江夏王师，特进如故。
由此可知，灵运此书之作盖在景平元年之后，又古称人之职官多就高而不就低，范泰既于元嘉三年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则之后不称“特进”，考诸《宋书·谢灵运传》已称范泰为光禄大夫，故而笔者判断此书之作应在元嘉三年正月范泰进位光禄大夫之前，即元嘉元年或元嘉二年，杨勇等将之系于元嘉三年，误。
又《宋书·谢灵运传》载：
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一周，称疾去职……
谢灵运自永嘉太守去职以后，即返回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祖居别墅隐居：
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鸿之、孔淳之等放纵爲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
按：一周即爲一年，刘宋文帝时期郡县官员任期沿用东晋之制，一般爲六年，《南史》卷二十《谢弘微传附子庄》载：
初，文帝世（元嘉年间），限年三十而仕郡县，六周乃选代，刺史或十年余。至是皆易之，仕着不拘长少，莅人以三周爲满，宋之善政于是乎衰。
由是知一周为一年也。少帝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五月即位，若灵运于少帝景平初出为永嘉太守，那幺他回到始宁当在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以后，至于修建别业及石壁精舍更应在此之后。至于谢灵运在东山修筑石壁精舍之时间，约在是年冬或明年春，其目的在于罗致四方高僧，《佛祖统纪》卷三六以爲灵运建石壁精舍在永初元年，时谢灵运在京任职，误。按写于元嘉元年（423）的《昙隆法师诔·序》云：
余时谢病东山，承风遥羡，岂望人期，颇以山招。法师至此，逼人荣役……接栋重崖，俱握回涧。茹芝术而共饵，披法言而同卷者，再历寒暑。……值暑遴疾，未寻即化。昙隆死于元嘉二年夏，在东山驻留一年多，其来东山当在元嘉元年春，由此可推知，谢灵运石壁精舍之建成当在此之前。按范泰致谢灵运书有“如卿问栖僧于山，诚是美事”云云，谢灵运《答范特进书送佛讃》亦云：“实时经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临涧北户背巖，以此息心当无所忝耶。”盖此时其别业、精舍早已建成耶？！
又谢书中有“并以弟惠连后进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云云，《宋书·谢灵运传》云：
灵运尝自始宁至会稽造方明，过视惠连，大相知赏。时长瑜教惠连读书，亦在郡内，灵运又以为绝伦，谓方明曰：‘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何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运。’灵运载之而去。
则灵运作此书又在此之后，按《宋书》卷五十三《谢方明传》云：
高祖受命，（方明）迁侍中。永初三年，出爲丹阳尹，有能名。转会稽太守。……元嘉三年，卒官，年四十七。
谢方明任丹阳尹时间大约不长，由此亦可证灵运作书之时间在元嘉三
综上所论，谢灵运书并讃所作之具体时间当爲元嘉元年二月一日或元嘉二年二月一日，郝立权将之系于元嘉二年之后，顾少柏则系之于元嘉元年。笔者认爲，此书当作于元嘉二年二月一日，顾氏误，兹略述之。郝氏以爲文帝于四二四年八月即位改元，故而元嘉元年无二月，元嘉三年正月范泰加位光禄大夫，故此二月一日必爲元嘉二年。顾氏驳之，其理由有二：其一，盖古之改元往往从是年正月朔日算起，故元嘉元年有二月也，此说可从，于此一点郝氏误矣；其二，徐、傅之流至文帝即位权利有所削弱，范泰不至于惧怕若斯，且方明之任期与灵运造会稽事相合，前者直为臆测，后者则误以爲文帝时官员任期为三年，更将“卒官”理解为任期结束，实不足取。
按前引《高僧传》卷七《释惠义传》载范泰立寺事在元嘉初，范泰构寺及自作讃当在此之后，可知康乐之答信又更在此后。谢灵运约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回到始兴，于此时始着手建造精舍，范泰作书时精舍当已建成，时范泰在京城，以当时之交通条件，书信往来又多有时日，何况中间灵运又曾离始兴至会稽造方明，之后方与谢惠连相知赏、唱和，且由灵运书信夸赞惠连之言，二人此时当已十分熟悉、融洽，以此推之，灵运当不可能在回到始宁短短两三月间完成，况范泰元嘉初始构筑祇洹，二月一日灵运作书，以一月而为此诸事绝无可能，此为常理。因此笔者认爲，将谢灵运此书与讃系于元嘉二年当更为恰当。
参考文献：
[日]高楠顺次郎等：《大正新脩大藏经》[M]，：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60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0月。
[3]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6月。
[4]释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
[5]释慧皎等：《高僧传合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6][陈祖美：《谢灵运年谱汇编》[M]，黄山书社，2008年3月。
作者简介：苗伟（1987.11-），男，山东沂源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佛教与中国文学、佛教艺术。
关键词：谢灵运范泰书信佛赞
《广弘明集》卷一五载有范泰致谢灵运之书信一封，并谢灵运之回信《答范特近书送佛讃》，盖范泰以己所作佛讃示康乐并邀之同作，谢灵运于隐居之地作答。范泰及谢灵运所作书信原文如下：
范特进书：卿常何如？历观高士，类多有情，吾亦许卿。以同何缅邈之过，便是末孤了幽关也。吾犹存旧情东望慨然，便是有不驰处也。见炽公阡陌，如卿问栖僧于山，诚是美事。屡改骤迁，未为快也。杖策之郡斯则善也，祇洹中转有奇趣。福业深缘森兮满目，见形者所不能传，闻言而悟亦难其人。辞烦而已，于此绝笔。范泰敬谓。 祇洹塔内赞，因炽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与人歌而善。
答范特进书送佛赞：辱告慰企，晚寒体中胜常，灵运脚诸疹，此春更甚忧。虑古人有情，信如来告，企咏之结实过飢渴。山间幽阻音尘阔绝，忽见诸赞欢慰良多，可谓俗外之咏。寻览三复味翫增怀，辄奉和如别，虽辞不足覩，然意寄尽此。从弟惠连后进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远呈。承祇洹法业日茂，随喜何极；六梁微缘，窃望不绝。即时经始招题在所住山南，南檐临涧，北户背岩，以此息心，当无所忝耶。平生缅然，临纸累叹，敬惜为先，继以音告，傥值行李，辄复承问。二月一日谢灵运白答。
谢灵运书后附《和范特进祇洹像赞》四首（其中一首为谢惠连所作）。范、谢的这一次书信往来，一直以来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围绕范泰作书之因缘、谢灵运此信及诸讃的系年问题曾产生过不小的争议，但终未有定论。谢灵运作为南朝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对其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无疑是南朝文学史研究的重要部分，而谢灵运《答范特进书送佛赞》一文及其后所附载的赞文，对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谢灵运的思想、信仰状况以及文学创作，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故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考诸载记，对范泰作书之原因、谢灵运复书及赞的编年问题作详细的考述。
范泰，字伯伦，范宁之子，顺阳山阴人，仕刘宋，官至光禄大夫。《宋书》本传言其“暮年事佛甚精，于宅西立祇洹精舍”，范泰《论据食表》亦云：“臣（范泰）少信大法，积习善性，颇闻余论，髣髴玄宗。”可见范泰本人有很深的佛教信仰，或有人以范泰反对僧众踞食而认为其站在佛教之对立面，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的。
关于范泰致书谢灵运求佛讃的原因，考诸文献记载，还是有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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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可循的。宋景平初，徐羡之、傅亮等把持朝政，“显形怨杀，穷凶极虐”，而“徐羡之、傅亮等与泰素不平”，《高僧传》卷七《释惠义传》云：宋元嘉初，徐羡之、檀道济等专权朝政，(范)泰有不平之色，尝肆言骂之，羡之等深憾，闻者皆忧泰在不测，泰亦虑及于祸，乃问义安身之术，义曰:‘忠顺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亲也，何虑之足忧!’因劝泰以果竹园六十亩施寺，以为幽冥之佑，泰从之，终享其福。
盖范泰因虑祸而舍果园建祇洹寺，范泰所作赞及其邀谢灵运同作者当是为此祇洹所中所用。考范泰《论据食表》云：
臣言：陛下近游祇洹，臣固请碑赞，如忆髣髴有许。法驾既旋，臣辄仰刊碑上曰：“皇帝赞”，正此三字而已，专辄之罪思臣所甘，至于记福冥中未知彼齐。若赐神笔数字，臣死且不朽。
又文帝诏云：“祇洹碑赞及不忆相许，既非所习加以无暇，不获相酬，甚以为恨。”由此可知，范泰曾表请文帝为其祇洹作碑讃而未果，其致书谢灵运邀其共作佛讃亦当是出于相同的原因。
围绕谢灵运书信及诸赞的具体系年问题，曾有过相关的讨论，郝昺横（立权）《谢康乐年谱》将之系于元嘉二年、顾少柏《谢灵运平生事迹及作品系年》主元嘉元年说，杨勇《谢灵运年谱》则系之于元嘉三年，各种意见相左，未有定论。
按谢灵运所作书题曰“答范特进书送佛讃”，并后有“二月一日谢灵运白答”之落款，按《南史·范泰传》载：
（范泰）景平初，加位特进，明年致仕，解国子祭酒。……（元嘉）三年，羡之伏诛，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领江夏王师，特进如故。
由此可知，灵运此书之作盖在景平元年之后，又古称人之职官多就高而不就低，范泰既于元嘉三年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则之后不称“特进”，考诸《宋书·谢灵运传》已称范泰为光禄大夫，故而笔者判断此书之作应在元嘉三年正月范泰进位光禄大夫之前，即元嘉元年或元嘉二年，杨勇等将之系于元嘉三年，误。
又《宋书·谢灵运传》载：
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一周，称疾去职……
谢灵运自永嘉太守去职以后，即返回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祖居别墅隐居：
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鸿之、孔淳之等放纵爲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
按：一周即爲一年，刘宋文帝时期郡县官员任期沿用东晋之制，一般爲六年，《南史》卷二十《谢弘微传附子庄》载：
初，文帝世（元嘉年间），限年三十而仕郡县，六周乃选代，刺史或十年余。至是皆易之，仕着不拘长少，莅人以三周爲满，宋之善政于是乎衰。
由是知一周为一年也。少帝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五月即位，若灵运于少帝景平初出为永嘉太守，那幺他回到始宁当在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以后，至于修建别业及石壁精舍更应在此之后。至于谢灵运在东山修筑石壁精舍之时间，约在是年冬或明年春，其目的在于罗致四方高僧，《佛祖统纪》卷三六以爲灵运建石壁精舍在永初元年，时谢灵运在京任职，误。按写于元嘉元年（423）的《昙隆法师诔·序》云：
余时谢病东山，承风遥羡，岂望人期，颇以山招。法师至此，逼人荣役……接栋重崖，俱握回涧。茹芝术而共饵，披法言而同卷者，再历寒暑。……值暑遴疾，未寻即化。昙隆死于元嘉二年夏，在东山驻留一年多，其来东山当在元嘉元年春，由此可推知，谢灵运石壁精舍之建成当在此之前。按范泰致谢灵运书有“如卿问栖僧于山，诚是美事”云云，谢灵运《答范特进书送佛讃》亦云：“实时经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临涧北户背巖，以此息心当无所忝耶。”盖此时其别业、精舍早已建成耶？！
又谢书中有“并以弟惠连后进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云云，《宋书·谢灵运传》云：
灵运尝自始宁至会稽造方明，过视惠连，大相知赏。时长瑜教惠连读书，亦在郡内，灵运又以为绝伦，谓方明曰：‘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何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运。’灵运载之而去。
则灵运作此书又在此之后，按《宋书》卷五十三《谢方明传》云：
高祖受命，（方明）迁侍中。永初三年，出爲丹阳尹，有能名。转会稽太守。……元嘉三年，卒官，年四十七。
谢方明任丹阳尹时间大约不长，由此亦可证灵运作书之时间在元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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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综上所论，谢灵运书并讃所作之具体时间当爲元嘉元年二月一日或元嘉二年二月一日，郝立权将之系于元嘉二年之后，顾少柏则系之于元嘉元年。笔者认爲，此书当作于元嘉二年二月一日，顾氏误，兹略述之。郝氏以爲文帝于四二四年八月即位改元，故而元嘉元年无二月，元嘉三年正月范泰加位光禄大夫，故此二月一日必爲元嘉二年。顾氏驳之，其理由有二：其一，盖古之改元往往从是年正月朔日算起，故元嘉元年有二月也，此说可从，于此一点郝氏误矣；其二，徐、傅之流至文帝即位权利有所削弱，范泰不至于惧怕若斯，且方明之任期与灵运造会稽事相合，前者直为臆测，后者则误以爲文帝时官员任期为三年，更将“卒官”理解为任期结束，实不足取。
按前引《高僧传》卷七《释惠义传》载范泰立寺事在元嘉初，范泰构寺及自作讃当在此之后，可知康乐之答信又更在此后。谢灵运约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回到始兴，于此时始着手建造精舍，范泰作书时精舍当已建成，时范泰在京城，以当时之交通条件，书信往来又多有时日，何况中间灵运又曾离始兴至会稽造方明，之后方与谢惠连相知赏、唱和，且由灵运书信夸赞惠连之言，二人此时当已十分熟悉、融洽，以此推之，灵运当不可能在回到始宁短短两三月间完成，况范泰元嘉初始构筑祇洹，二月一日灵运作书，以一月而为此诸事绝无可能，此为常理。因此笔者认爲，将谢灵运此书与讃系于元嘉二年当更为恰当。
参考文献：
[日]高楠顺次郎等：《大正新脩大藏经》[M]，：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60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0月。
[3]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6月。
[4]释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
[5]释慧皎等：《高僧传合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6][陈祖美：《谢灵运年谱汇编》[M]，黄山书社，2008年3月。
作者简介：苗伟（1987.11-），男，山东沂源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佛教与中国文学、佛教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