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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50年代，在“百花运动”到“反右斗争”期间先后对知识分子实行“放松”和“改造”两种互相矛盾的政策；带有儒家传统和五四精神双重特点的知识分子经历了前期的积极配合和后期的受挫；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决定了对知识分子性质判定的思维转变。
［关键词］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２）０４ — ００72 — ０2
20世纪50年代，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实际需要，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前后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在镇压知识分子，使其服从党的领导的时候，加强对知识分子灌输马列主义、思想，以实现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松弛的时期，党又准许甚至是激励知识分子就西方的思想在学术上展开讨论，并对官僚主义进行揭露与批评，清除官僚制度中的弊端，以此来取得知识分子对党的支持，使其在现代化建设中贡献应有的力量。带有中国儒家传统与“五四”精神双重特点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天空下，走过了沉沉浮浮的跌宕人生。本文将探究从“百花运动”到“反右斗争”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转变，以及政策转变的影响及深层原因。
1955年12月3日，报纸《光明日报》指出：“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学术地位和专门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在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召开的委员会的一次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的会议中，周恩来就指出，要实行某种改革来激发知识分子的热情，要赋予知识分子更多的权威，尊重知识分子的观点，重视专业的研究，改善其工作环境，并享受更为合理的提升制度等。在闭幕式的时候发表了赞同周恩来建议的讲话，这便为提出“双百方针”埋下了铺垫。
对知识分子的放松和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运动是齐头并进的，只有给予言论的自由，才能保证批评的有效进行。对党内的整风没有把马列主义定为指导思想，却邀请了知识分子对党提出批评的建议，使“百花运动”从本来鼓励学术争论转变成了整风的手段之一。如此创新的想法一开始在党内、知识界并没有得到良好的理解和支持。首先是党内官员，面对自己权利的摇摇欲坠，担心运动会失去控制，不但不鼓励知识分子的“鸣放”，还不加区别地对他们的批评意见进行攻击；其次是负责宣传并组织“百花运动”、“鸣放”会议的领导人，出于对此新方式的危险性高于任何可能性的好处的估计，对新政策并不热心，如《人民日报》把对该政策的响应放在最后；其三是知识分子不冷不热的反应。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得知识分子或是真正或是表面地保持了“自己已被重新塑造”，很多人的并没有立即燃烧起来，直到逐渐看到大胆发言的人并没有得到大量反批评的惩罚，知识分子批判的热情才逐渐升温。
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响应政府政策，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
第一，他们的身上仍旧带有着几千年以来的儒家传统。对于批评政府，西方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一种权利，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把它当作一种责任。尽管他们没有制度上的认可，但“道德裁判者”的使命使得他们坚持用文字“暴政”。另一方
第二，他们是“五四”时期的继承人。“五四”以来，救亡和启蒙齐头并进，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想要以西方的文化来解救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危机。但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并不是如西方一样，纯粹为了实现个人的解放，而是为了救亡而采取西方良药。其次，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和经过民族救亡的政治斗争的洗礼，使得知识分子更深刻地认为自己的行动应该是自由而不受政治控制的，很多信奉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是坚持着“多元化、公开辩论、知识分子自主”的五四精神。尽管接受过延安整风的洗礼、建国初期的改造，但是他们的骨髓和血肉都还是被五四精神的细胞所包裹，一旦政府放松控制和鼓励，知识分子的热情还是很容易被燃烧起来。
《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刘宾雁的《人在桥梁的工地上》，赞扬苏联改革，反衬中国固步自封；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对政府机关内部的揭露等。这些“鸣放”引起了政府官员对“百花运动”的抵制，他们认为，这种已经对政治和思想的统一构成了威胁。而在1957年2月27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却对知识分子的“鸣放”表示认可。他指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非对抗性的矛盾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可以存在，这些矛盾可以用讨论、批评、说服和教育很‘方法’使之公开化，并得到解决”。他认为，思想的灌输已经使得知识分子达到足够的真诚，应信任他们，应请他们来批评党并提出不同意见，以防止官僚主义的僵化、麻木不仁和脱离群众。
如此号召知识分子讨论政治问题，一方面是对抵制“百花运动”的官员做出的表态，另一方面是他对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的群众事件发生原因的认识：脱离了群众和镇压了知识分子；而且并没有认为当时知识分子已经危及到党的统治。于1957年3月12日对宣传部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知识分子批判政府的重要性，尽管官员们不乐意，的态度还是逐渐减轻了知识分子心中“的政策到底是真诚还是一种姿态，是目的还是一种手段”的疑虑。如果真是有“引蛇出洞”的用心，就不会出现当时的报纸《人民日报》没有马上发表1957年2月和3月的讲话这样不正常的事情。
如此大的态度转变，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
第一，这种以政治的放松以缓和社会的矛盾的方式却引起了相反的社会效果：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弊病的批判使得1956年冬到1957年大批农民退社，受到报纸和无线电广播的鼓励的农民兴起了批判农村干部结构的热潮，要求把生产合作社的职责分给农户。加上人口的增长和粮食的歉收，使得国家出现了粮食危机。这使得国家不得不采取取缔农村市场、发动农村教育、逮捕违法的前地主和富农等政策来遏制，停止知识分子的“鸣放”也是势在必行。
第二，1957年秋，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的压力：苏联模式的缺陷暴露、知识分子可靠性的怀疑、政治松动引起的社会破坏以及1956—1957年停滞不前的农业生产阻碍了工业的发展等，这使得政府不得不改变相应的策略。同时，政府也希望把群众因国内的危机引起对政府的不满转向知识分子，以此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提高政府的权威。
第三，和高层领导人逐渐对形势的重新判定。在1957年的下半年逐渐感觉到自己当初关于“1956年社会主义的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看法是不成熟的，认为只有在所有制上取得了成功。同时，还认为当时“反冒进”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将会挫伤群众投身生产的热情，而且还给“”进攻提供了机会，因此，应该继续推行1956年初萌芽的“大跃进”方法，维护农民的热情。和高层领导人的这种认识在1957年9月—10月召开的中
“反右斗争”中，知识分子难逃厄运的结局中，也包含着自身深层的原因：
第一，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不可调和的矛盾。从五四走来的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自由主义”倾向与“集体主义”、“一体化”的模式有着根本性的冲突。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使得他并没有想到，知识分子自延安整风到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以来，一直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和利益的损害，他们与之间的微妙关系使得他们不可能很好地完成这样一件任务：坚持“和风细雨”的精神，却要大胆地批判曾经批判他们的党。
第二，知识分子与农民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的革命主力军是农民，是“最革命性”的，中国的革命本质上就是农民的革命。当家作主的农民的生活上带有封建残余的陈规陋习，而从五四走来的知识分子正是要批判这种劣根性，使得两者之间本能的互相排斥。而当知识分子提出一些与党不同的意见时，就会很容易被认为是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倾向，看成是对党的进攻。
第三，内部的分歧升温为宗派的斗争。鲁迅及其身边的追随者如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与周扬为首的为文艺领导阶层之间的矛盾，从20、30年代的上海产生，随着文艺工作者想延安的转移而带到了延安，便在延安整风中第一次大爆发，甚至带到了建国之后，在政治斗争中把对手拉下政治舞台，以巩固自己的势力；
第四，“五四”的启蒙运动任务尚未完成。中国自近代以来，救亡与启蒙一直是交叉进行，启蒙的目的更主要是为了救亡，加上内外交困的救亡环境，导致了启蒙工作没有正式开展，这便使得传统的思想在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身上仍根深蒂固。尽管中国一直高举主义旗帜，但中国的主义更准确来说是民本主义，而非西方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是为民做主，而西方是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这片没有传统的土壤上，国民性没有得到完全的启发，保守主义的复活运动就不可避免。所以，居处被赋予的“动摇不定”的地位的知识分子，就难以逃脱政治变革所带来的种种命运沉浮。
〔参 考 文 献〕
〔1〕费正清，等.剑桥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孙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述评〔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03）.
〔3〕余伟康等.思想改造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J〕.现代哲学，2010，（04）.
〔4〕.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5〕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冯延臣〕
［关键词］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２）０４ — ００72 — ０2
20世纪50年代，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实际需要，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前后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在镇压知识分子，使其服从党的领导的时候，加强对知识分子灌输马列主义、思想，以实现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松弛的时期，党又准许甚至是激励知识分子就西方的思想在学术上展开讨论，并对官僚主义进行揭露与批评，清除官僚制度中的弊端，以此来取得知识分子对党的支持，使其在现代化建设中贡献应有的力量。带有中国儒家传统与“五四”精神双重特点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天空下，走过了沉沉浮浮的跌宕人生。本文将探究从“百花运动”到“反右斗争”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转变，以及政策转变的影响及深层原因。
一、百花运动
于1956年5月2日的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关于这一方针提出的原因，学术界普遍归结为“引蛇出洞”的别有用心。笔者认为，提出“双百方针”有四大原因：一是基于党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改造成功的认识；二是对即将完成的农业、手工业集体化的自信；三是正在大力推进的工业化急需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帮助；四是党内官僚主义等不良之风需要知识分子的笔锋帮助清除。1955年12月3日，报纸《光明日报》指出：“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学术地位和专门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在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召开的委员会的一次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的会议中，周恩来就指出，要实行某种改革来激发知识分子的热情，要赋予知识分子更多的权威，尊重知识分子的观点，重视专业的研究，改善其工作环境，并享受更为合理的提升制度等。在闭幕式的时候发表了赞同周恩来建议的讲话，这便为提出“双百方针”埋下了铺垫。
对知识分子的放松和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运动是齐头并进的，只有给予言论的自由，才能保证批评的有效进行。对党内的整风没有把马列主义定为指导思想，却邀请了知识分子对党提出批评的建议，使“百花运动”从本来鼓励学术争论转变成了整风的手段之一。如此创新的想法一开始在党内、知识界并没有得到良好的理解和支持。首先是党内官员，面对自己权利的摇摇欲坠，担心运动会失去控制，不但不鼓励知识分子的“鸣放”，还不加区别地对他们的批评意见进行攻击；其次是负责宣传并组织“百花运动”、“鸣放”会议的领导人，出于对此新方式的危险性高于任何可能性的好处的估计，对新政策并不热心，如《人民日报》把对该政策的响应放在最后；其三是知识分子不冷不热的反应。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得知识分子或是真正或是表面地保持了“自己已被重新塑造”，很多人的并没有立即燃烧起来，直到逐渐看到大胆发言的人并没有得到大量反批评的惩罚，知识分子批判的热情才逐渐升温。
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响应政府政策，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
第一，他们的身上仍旧带有着几千年以来的儒家传统。对于批评政府，西方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一种权利，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把它当作一种责任。尽管他们没有制度上的认可，但“道德裁判者”的使命使得他们坚持用文字“暴政”。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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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当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支持这个制度，反对的只是那些使得整个政权不能达到它的目的的官僚弊端。与传统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当发现自己的原则遭到损害时，并不能像古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退回到书斋，或者是隐居到山林中，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到制度中来。知识分子只能模仿古人，在政府“广开言路”的时候，为国家献言献策；当政府压制时，就在文学、艺术、哲学等中使用比喻等艺术手法把自己的观点伪装起来，表面尽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实际上是在讽喻时政，韩愈、欧阳修、鲁迅等都用过。第二，他们是“五四”时期的继承人。“五四”以来，救亡和启蒙齐头并进，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想要以西方的文化来解救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危机。但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并不是如西方一样，纯粹为了实现个人的解放，而是为了救亡而采取西方良药。其次，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和经过民族救亡的政治斗争的洗礼，使得知识分子更深刻地认为自己的行动应该是自由而不受政治控制的，很多信奉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是坚持着“多元化、公开辩论、知识分子自主”的五四精神。尽管接受过延安整风的洗礼、建国初期的改造，但是他们的骨髓和血肉都还是被五四精神的细胞所包裹，一旦政府放松控制和鼓励，知识分子的热情还是很容易被燃烧起来。
《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刘宾雁的《人在桥梁的工地上》，赞扬苏联改革，反衬中国固步自封；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对政府机关内部的揭露等。这些“鸣放”引起了政府官员对“百花运动”的抵制，他们认为，这种已经对政治和思想的统一构成了威胁。而在1957年2月27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却对知识分子的“鸣放”表示认可。他指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非对抗性的矛盾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可以存在，这些矛盾可以用讨论、批评、说服和教育很‘方法’使之公开化，并得到解决”。他认为，思想的灌输已经使得知识分子达到足够的真诚，应信任他们，应请他们来批评党并提出不同意见，以防止官僚主义的僵化、麻木不仁和脱离群众。
如此号召知识分子讨论政治问题，一方面是对抵制“百花运动”的官员做出的表态，另一方面是他对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的群众事件发生原因的认识：脱离了群众和镇压了知识分子；而且并没有认为当时知识分子已经危及到党的统治。于1957年3月12日对宣传部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知识分子批判政府的重要性，尽管官员们不乐意，的态度还是逐渐减轻了知识分子心中“的政策到底是真诚还是一种姿态，是目的还是一种手段”的疑虑。如果真是有“引蛇出洞”的用心，就不会出现当时的报纸《人民日报》没有马上发表1957年2月和3月的讲话这样不正常的事情。
二、反右斗争
好景不长，“百花运动”发展之势的迅猛，大大超出了党的预料。知识分子越过了开始党所规定可批评的各种框框，对官僚主义的批评演变成了对制度的批评，出现了各种小集团，学生游行反对当局的现象，引起了党的高度重视。1957年5月中期，最高领导人表示，这种不受到约束的“鸣放”对党的削弱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从开始大力支持“百花运动”到主动反对的态度大转变，使得中国的上空迅速笼罩着紧张的气氛，宣告“百花运动”的失败。据统计，当时中国被扣上“”的帽子的参与者与涉嫌者多达55万人，引起了成批的和被迫接受劳动改造，更为讽刺的是，这些人到1958年和1959年的时候，大部分恢复了职位。如此大的态度转变，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
第一，这种以政治的放松以缓和社会的矛盾的方式却引起了相反的社会效果：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弊病的批判使得1956年冬到1957年大批农民退社，受到报纸和无线电广播的鼓励的农民兴起了批判农村干部结构的热潮，要求把生产合作社的职责分给农户。加上人口的增长和粮食的歉收，使得国家出现了粮食危机。这使得国家不得不采取取缔农村市场、发动农村教育、逮捕违法的前地主和富农等政策来遏制，停止知识分子的“鸣放”也是势在必行。
第二，1957年秋，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的压力：苏联模式的缺陷暴露、知识分子可靠性的怀疑、政治松动引起的社会破坏以及1956—1957年停滞不前的农业生产阻碍了工业的发展等，这使得政府不得不改变相应的策略。同时，政府也希望把群众因国内的危机引起对政府的不满转向知识分子，以此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提高政府的权威。
第三，和高层领导人逐渐对形势的重新判定。在1957年的下半年逐渐感觉到自己当初关于“1956年社会主义的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看法是不成熟的，认为只有在所有制上取得了成功。同时，还认为当时“反冒进”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将会挫伤群众投身生产的热情，而且还给“”进攻提供了机会，因此，应该继续推行1956年初萌芽的“大跃进”方法，维护农民的热情。和高层领导人的这种认识在1957年9月—10月召开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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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委员会全会上占据了统治的位置，使中国迈进了“大跃进”的疯狂时代。“反右斗争”中，知识分子难逃厄运的结局中，也包含着自身深层的原因：
第一，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不可调和的矛盾。从五四走来的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自由主义”倾向与“集体主义”、“一体化”的模式有着根本性的冲突。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使得他并没有想到，知识分子自延安整风到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以来，一直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和利益的损害，他们与之间的微妙关系使得他们不可能很好地完成这样一件任务：坚持“和风细雨”的精神，却要大胆地批判曾经批判他们的党。
第二，知识分子与农民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的革命主力军是农民，是“最革命性”的，中国的革命本质上就是农民的革命。当家作主的农民的生活上带有封建残余的陈规陋习，而从五四走来的知识分子正是要批判这种劣根性，使得两者之间本能的互相排斥。而当知识分子提出一些与党不同的意见时，就会很容易被认为是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倾向，看成是对党的进攻。
第三，内部的分歧升温为宗派的斗争。鲁迅及其身边的追随者如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与周扬为首的为文艺领导阶层之间的矛盾，从20、30年代的上海产生，随着文艺工作者想延安的转移而带到了延安，便在延安整风中第一次大爆发，甚至带到了建国之后，在政治斗争中把对手拉下政治舞台，以巩固自己的势力；
第四，“五四”的启蒙运动任务尚未完成。中国自近代以来，救亡与启蒙一直是交叉进行，启蒙的目的更主要是为了救亡，加上内外交困的救亡环境，导致了启蒙工作没有正式开展，这便使得传统的思想在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身上仍根深蒂固。尽管中国一直高举主义旗帜，但中国的主义更准确来说是民本主义，而非西方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是为民做主，而西方是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这片没有传统的土壤上，国民性没有得到完全的启发，保守主义的复活运动就不可避免。所以，居处被赋予的“动摇不定”的地位的知识分子，就难以逃脱政治变革所带来的种种命运沉浮。
〔参 考 文 献〕
〔1〕费正清，等.剑桥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孙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述评〔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03）.
〔3〕余伟康等.思想改造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J〕.现代哲学，2010，（04）.
〔4〕.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5〕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冯延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