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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上，梁漱溟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当时的西化派的。当然，梁漱溟在某种意义上也承认中西文化之同，并以此为立论的出发。他阐述了中西之同两方面：共时方面的文化三层说和历时方面的文化三期说。实际上，梁漱溟所认可的，只是中西不能相提并论，一古一今不能等量齐观。其实，在中西之别和古今之异中，梁漱溟更强调的是中西之别，古今之异根于中西之别。因此，有些中西之别是古今之异，有些则不是，关键要看它在哪一个层面上来说。所以，中西古今不能一概而观，文化的不同既有中西之异，又有古今之别；中西之异比古今之别更为根本。或许正如梁漱溟所言，我们所需要的思想，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情感、一种意志。
关键词：中西之同；古今之别；梁漱溟
1006-723X（2013）01-0114-05
1论中西古今之争的思潮背景
梁漱溟的中西古今观，是以他对当时的“中西古今之争”的时代思潮背景的分析为前提的。梁漱溟指出，当时的思潮就是全盘西化，即“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绝对的胜利”。确实，当时的潮流就是全盘西化，一切都向西看。梁漱溟尖锐地指出：这种“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绝对的胜利”，乃是一种“绝对的压服”！由此可见“中西问题”的尖锐。
梁漱溟敏锐地认识到，这种“绝对的压服”是成问题的，全盘西化是成问题的。就此，他提出了东方化究竟能否存在的问题：
西方化对于东方化，是否要连根拔掉？中国人对于西方化的输入，态度逐渐变迁，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到了最后的问题是已将枝叶去掉，要向喉咙去着刀！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P15）
确实，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运动，再到五四运动，中国文化节节退让，先是器物层面，再到制度层面，最后到观念层面；而西方文化的输入节节入侵，先是器物层面的输入，再到制度层面的输入，再到观念层面的输入。那么，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的趋势吗？梁漱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并对中西古今之争的历史由来进行了分析。
2对中西古今之争由来的分析
梁漱溟认为，西方化刚开始输入到中国来的时候，乃至于后来的很长一个时期，中西文化并不冲突；在某个方面，西方化还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在梁漱溟看来，西方化的特征是“理智”的东西，而这正是中国人一向较欠缺的。梁漱溟后来对“理智”与“理性”进行了严格区分，认为：“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两者相联不离。”“一般的说法，人类的特性在理智。这本来是不错的。但我今天却要说，人类的特征在理性。”“盖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这里不期而开出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必须屏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谓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所谓理者，既有此不同，似当分别予以不同名称。前者为人情上的理，不妨简称‘情理’，后者为物观上的理，不妨简称‘物理’。”“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P217～224）但梁漱溟同时认为，这种补充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并无根本的意义。在他看来，“人类远高于动物者，不徒在其长于理智，更在其富于感情。”[3]（P444）“理智者人心之妙用；理性者人心之美德。后者为体，前者为用。”[4]（P330） 唯其如此，它也并不能对中国文化构成根本的威胁。
梁漱溟指出当时西方学问的输入并不与中国文化发生严重的冲突，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也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的。根据史实，从明朝利玛窦来华传教以来，中西之间就有了文化冲突，明清的教案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例证。[5～6] 至于战争以后，这种冲突更是日见加剧。
事实上，可以说梁漱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了中西文化冲突问题。
首先就是洋务运动。洋务派仅仅是在器物的层面上引进西方文化，但他们的富国强兵的意图在甲午之战中灰飞烟灭。梁漱溟认为，洋务派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全然没有留意西洋东西的根源——文化；有西方的根本文化，才有西方的器物；而这些由西方文化生长出来的东西，跟东方的文化是不相容的。梁漱溟说：
他们全然没有留意此点，以为西洋这些东西好像一个瓜，我们仅将瓜蔓截断，就可以搬过来！如此的轻轻一改变，不单这些东西搬不过来，并且使中国旧有的文化步骤也全乱了。（P13）
洋务派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的运动相继兴起。虽然革命派取得些许的胜利，但可以说这些运动最后都失败了。政治改良和革命运动失败后，国人认识到还有根本的问题在后面，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文化的问题，所以就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此，梁漱溟分析说：当时有些人认为，“检测使不从根本的地方做起，则所有种种做法都是不中用的，乃至所有西洋文化，都是不能领受接纳的”；以陈独秀等人为例，“他们的意思是想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所谓根本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如果单采用此种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须根本的通换才可。而最根本的就是思想。”（P1
至于中西文化之间为什么不相容，虽然不乏有识之士，如李大钊等写在相关 论述，[7]但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地知道。比如李大钊在其文《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中认为，东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静，西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动；在梁漱溟看来，“其文章之归结还是希望调和融通，而怎样调和融通，他也没有说出来”。（P17）
关键词：中西之同；古今之别；梁漱溟
1006-723X（2013）01-0114-05
一、对中西古今之争的看法
梁漱溟早年所处的时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的思想界，大都在讨论“东西文化”的问题。梁漱溟当然也不例外，他的早期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标题就表明了这一点。甚至直到今天，这也是所谓“中西哲学比较”及“中西文化比较”之类的基本话题。1论中西古今之争的思潮背景
梁漱溟的中西古今观，是以他对当时的“中西古今之争”的时代思潮背景的分析为前提的。梁漱溟指出，当时的思潮就是全盘西化，即“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绝对的胜利”。确实，当时的潮流就是全盘西化，一切都向西看。梁漱溟尖锐地指出：这种“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绝对的胜利”，乃是一种“绝对的压服”！由此可见“中西问题”的尖锐。
梁漱溟敏锐地认识到，这种“绝对的压服”是成问题的，全盘西化是成问题的。就此，他提出了东方化究竟能否存在的问题：
西方化对于东方化，是否要连根拔掉？中国人对于西方化的输入，态度逐渐变迁，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到了最后的问题是已将枝叶去掉，要向喉咙去着刀！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P15）
确实，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运动，再到五四运动，中国文化节节退让，先是器物层面，再到制度层面，最后到观念层面；而西方文化的输入节节入侵，先是器物层面的输入，再到制度层面的输入，再到观念层面的输入。那么，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的趋势吗？梁漱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并对中西古今之争的历史由来进行了分析。
2对中西古今之争由来的分析
梁漱溟认为，西方化刚开始输入到中国来的时候，乃至于后来的很长一个时期，中西文化并不冲突；在某个方面，西方化还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在梁漱溟看来，西方化的特征是“理智”的东西，而这正是中国人一向较欠缺的。梁漱溟后来对“理智”与“理性”进行了严格区分，认为：“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两者相联不离。”“一般的说法，人类的特性在理智。这本来是不错的。但我今天却要说，人类的特征在理性。”“盖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这里不期而开出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必须屏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谓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所谓理者，既有此不同，似当分别予以不同名称。前者为人情上的理，不妨简称‘情理’，后者为物观上的理，不妨简称‘物理’。”“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P217～224）但梁漱溟同时认为，这种补充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并无根本的意义。在他看来，“人类远高于动物者，不徒在其长于理智，更在其富于感情。”[3]（P444）“理智者人心之妙用；理性者人心之美德。后者为体，前者为用。”[4]（P330） 唯其如此，它也并不能对中国文化构成根本的威胁。
梁漱溟指出当时西方学问的输入并不与中国文化发生严重的冲突，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也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的。根据史实，从明朝利玛窦来华传教以来，中西之间就有了文化冲突，明清的教案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例证。[5～6] 至于战争以后，这种冲突更是日见加剧。
事实上，可以说梁漱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了中西文化冲突问题。
首先就是洋务运动。洋务派仅仅是在器物的层面上引进西方文化，但他们的富国强兵的意图在甲午之战中灰飞烟灭。梁漱溟认为，洋务派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全然没有留意西洋东西的根源——文化；有西方的根本文化，才有西方的器物；而这些由西方文化生长出来的东西，跟东方的文化是不相容的。梁漱溟说：
他们全然没有留意此点，以为西洋这些东西好像一个瓜，我们仅将瓜蔓截断，就可以搬过来！如此的轻轻一改变，不单这些东西搬不过来，并且使中国旧有的文化步骤也全乱了。（P13）
洋务派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的运动相继兴起。虽然革命派取得些许的胜利，但可以说这些运动最后都失败了。政治改良和革命运动失败后，国人认识到还有根本的问题在后面，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文化的问题，所以就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此，梁漱溟分析说：当时有些人认为，“检测使不从根本的地方做起，则所有种种做法都是不中用的，乃至所有西洋文化，都是不能领受接纳的”；以陈独秀等人为例，“他们的意思是想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所谓根本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如果单采用此种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须根本的通换才可。而最根本的就是思想。”（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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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彻底引进西方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根本上又是不相容的，因此就必须彻底打倒中国旧有的文化，全盘西化。至于中西文化之间为什么不相容，虽然不乏有识之士，如李大钊等写在相关 论述，[7]但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地知道。比如李大钊在其文《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中认为，东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静，西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动；在梁漱溟看来，“其文章之归结还是希望调和融通，而怎样调和融通，他也没有说出来”。（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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