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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孔子论孔子德治思想渊源与其指向

收藏本文 2024-01-28 点赞:6205 浏览:20526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一般将德治解释为统治者要实行有道德的统治方式,笔者认为这样解释就把孔子思想中心本末倒置了,实行德治固然是有必要的,然而孔子的思想并不是解决实行什么统治方式这个问题,孔子大力宣扬德治是为了让统治阶级有所感触,从而能自发地进行道德上的修养,然后才能实行真正的德治。从孔子德治思想的渊源进行论证,可以发现孔子的“德治”思想确实是针对统治阶级的。
关键词:孔子;道德;以德配天;先王之道
1002-2589(2013)24-0055-02
德治是孔子为政的中心思想。德治通常意义上的理解是以德治国,具体而言是统治者依靠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其中心在于化民。然而孔子的德治是指向百姓的吗?并非如此,对百姓的治理方法,孔子有着明确的言论的:“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德治的思想是针对统治者毫无顾忌的情形提出的,细考当时的社会现状,周王室失势,诸侯国林立。各国对周王室尚且轻慢侮辱,更不会对法律有所顾忌,统治者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种社会现实之下,道德的作用比法律的作用更加实用化。统治者只将刑法作为统治的工具,法律的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因此王权暴力、践踏法律的事情比比皆是。孔子的德治目的是使统治者自己主动修德,以约束自身的行为,从而引领整个社会的风气。

一、“道德之天”的哲学思想

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它不仅吸收了前人的哲学思想,还对后代哲学思想影响深远。对孔子的思想最容易误解的地方在于孔子常言的“道”。孔子所言的“道”与老子所言的“道”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孔子的道并不具有形而上的意义,甚至都不是抽象的。孔子的道是可以名状的,是实际存在的,可以被模仿,可以被学习。用现代的语言来理解,孔子的道并不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它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或者运行的原则,每个事物的道都不是相同的,在天为天道,在地为地道,在人为人道。与老子的道相似的是孔子所言的天这一概念,在孔子哲学体系中,天这一概念处于这个体系的中心,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孔子认为天是宇宙的根本是世界的起源,《乾卦·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卦·彖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日月交替、电闪雷鸣、四季轮转、万物滋生莫不是天所赐予的。
管子曰:“虚无无形之为道,化育万物为之德。”(《管子·心术上》)管子的思想是对百家思想的融合,就本句话而言是对老子思想与孔子思想的融合,虚无无形源于老子将道作为世界的本体,不可名状,不可触及。化育万物为之德是对孔子的思想继承,正是由于天生万物的品质,孔子认为天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以德治国、为政以德中的“德”完整的称呼应该是道德,虽然道德一词在古代是分开用的,但起码给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德必须有一定的道作为依托,换句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道才会有什么样的德。天也是一样,天按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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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天道化育出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这种品质就是天德。可见孔子所言的德并非是虚妄空想、脱离实际、歪曲荒谬的,它是以实际存在的道为依托的。孔子将这种天事应用到人事上,《礼记·哀公问政》记载,孔子说:“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可见人道是以天道和地道作为榜样的,天生万物,地养万物,都是给予万物以莫大的利益,而人道也应通过政治统治给人以利益。统治者的政治凡是符合人道的就是道德的,凡是不符合人道的就是不道德的。然而这种道德不道德的评判由谁来评判,是由位于道德制高点的天来完成。而无德获罪于天有什么结果那?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儒家推崇“天人合一”,按照当代的理解,天人合一仅指人与自然的统一,但实质上“儒家天人合一的天人关系远远超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密切地联成一体,成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较少地关注自然之天,而是全力地挖掘、诠释并赋予天作为有意志的最高权威的主宰之天和作为道德本原的之天的内涵,这种权威性、合理性与正当性是不容置疑的。”儒家认为上天具有奖善惩恶的道德评判力,使天德下贯为人德,人德上齐于天德,且归于天人同德,人间的道德规范,不过是上天的道德规范的一部分和体现。因此统治者如果没有道德,首先就是获罪于天,可能会发生“以德配天”式的革命。

二、“以德配天”的西周革命

对“天”的崇拜并非从一开始就有的,原始先民都有各自崇拜的神,每个人都可以跟自己的神进行沟通。通过不断的战争兼并和社会发展,跟神沟通的权利就落在了统治者手中,这就是所谓的“绝地天通”。到了商时期,崇拜的神成了帝,商人认为他们能灭夏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势力,皆赖于天帝的庇护和眷顾,《诗经·玄鸟》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长发》记载:“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曰跻,昭检测迟迟,上帝是■。帝命式于九围”。这个过程看似充满了天赋神权的神秘色彩,实质上是为灭夏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和成立新政权的合法性。
相似的情景出现在了周灭商的过程中。周本是西岐的一个小部落,经过文武两代的努力最终战胜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商。然而商是天帝眷顾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周必须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寻找新的依据,以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周因袭了商的信仰,并做了一些改变,它承认商具有合法性,也不掩饰自己本是商的属臣的事实,只是说上天将殷商抛弃了,根源在于殷商的统治者无德,现在上天将统治的重任赋予了有高尚道德的周,这就是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革商命的同时也打破了“绝地天通”的模式,将商和天帝的联系隔断开来,并找到了更高的支持“天”,虽然天和天帝都有绝对的权威,但天的最主要的权威就在于天命予夺,而天命予夺的标准则在于人王有无懿行,即有无“德”,这就为自身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据,因为周有德,因此得以“以德配天”。在立国以后,周统治宣扬最多的就是“敬德”,而统治者是否有德也上升到了关乎国家命脉的高度,如“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这一思想开启了高度重视道德修养的先河,然而深究其里,也是对后来统治者血淋淋的警示。 孔子继承了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极力主张实行德治,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证》)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证》)前一句论述看似是在拿北辰做比喻,实质上这句话更容易使人联想到德与天的关系,笔者认为孔子这句话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温情脉脉,反而是令统治者毛骨悚然的警示,如果为政不以德,请回顾一下“以德配天”的西周革命史。第二句话更能体现出孔子宣扬德治的目的,这句话看似再拿老百姓说事,实则还是指向统治者阶级,如果仅靠政治与刑法,统治者真的很难有所顾忌;如果加之以德和礼的约束,最起码统治者还会有点耻辱之心。

三、“先王之道”的道德推崇

儒家对尧舜时期的社会状态推崇备至,认为只有这个时期的统治者才是真正地遵循了人道,因此将这一时期的行政方式称为“先王之道”或者“大道”。孔子曾以“大道之行”赞叹尧舜至治盛世之伟业,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礼运》)有子曰:“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孟子言必称尧舜,又说:“有人于此,入则孝,出则悌,受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下》)《礼记·乐记》中有言:“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儒家对“先王之道”的推崇,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统治者有着超乎常人的道德修养,他们统治天下不靠刑法、暴力,所依靠的是他们自身所有的道德力量,所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由此就演化出了“王道”这一概念,具体而言就是由道德品质优良的君主以符合道德原则的方式治理民众,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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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行仁者王”。王道的典型代表便是自尧舜以至文、武、周公的历代“圣王”,而与王道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霸道,是远逊于王道的称霸之道,霸道的典型代表是春秋五霸。
站在孔子的立场,先王之道之所以值得推崇和赞美,就在于这些先王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是人德上通于天德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政治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因此那个时期的社会状态也是人类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孔子向往先王之道,也反映出他对所面临的社会状况的不满,诸侯国不服西周王室的统治,公然在家里表演有违于礼的舞蹈,面对身处社会下层的百姓漠不关心,只知道称雄称霸肆意发动战争。这些种种苦难的源头还是统治者的无德造成的,如果统治者能效仿尧舜,首先完善自我的道德,然后再实行德治,社会一定会再现“风俗淳”的盛况。
孔子所提倡的“德治”是具有明显的社会进步意义的,这一思想是有深厚的理论背景的。从以上几点都可以看出孔子“德治”的指向并不在于实行德政,而是强调统治者自身先要修德,区别这两种情况的意义就在于前者仅将道德作为工具,而后者是将道德作为每个人都应具有的品质,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可以看出,孔子是希望每个人都具有道德的品质的。站在当代的角度来看,将道德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只能使之流于形式,我国提倡以德治国很多年了,然而实际道德水平却是每况愈下。只有真正将道德作为一种天赋的本性,以适当的方法启发和教育,民风才会日渐淳朴。从这点上来看,孔子无疑是有先见之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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