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斯本伍尼斯特语言哲学观电大

摘要：本伍尼斯特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的语言学观念来自索绪尔，他的两卷本《普通语言学问题》极大提高了他的学术地位并在更广阔的领域获得了普遍承认。他拒绝传统语言学解释，并回到话语行为事实，例如“我-你”关系，意味着正在说话的人当下的话语场合，“我”只能被同化且包含在该场合之中。他认为作为语言学范畴，“我”与“你”在语言中具有位置上互相关联的关系。本伍尼斯特所强调的不是“词汇”，而是更为广泛的语言社会行为的理解和比较分析。在他看来，语言是人的能力，总是特殊的、变化着的，或者总是处于不同角度。在这些不同视角中，我们把自己放置在这儿或那儿，这里所揭示的问题，总是涉及结构、句法、时态、人称等等。
关键词：索绪尔；本伍尼斯特；结构；语言学；哲学
爱弥尔·本伍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是当代法国非常重要的语言学家，他的语言学理论是索绪尔语言学线索上的一条重要支脉，同时又突破了法国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立场，启发了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遗憾的是，本伍尼斯特的最主要代表作《普通语言学问题》（2卷）不但至今没有中文译本，而且也极少看到全面性的介绍。有鉴于此，本文依照该书的法文2卷本原著，就该书与当代欧洲特别是法国哲学有关的问题，一一展开评述，以便抛砖引玉，就教于国内语言学界和哲学界的同行。

一、第一卷

1.引言
本伍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问题》出版于1966年，当时法国受索绪尔影响的结构主义思潮正如日中天，但这只是一种检测象，因为此刻的结构主义已经像一只熟透了的果子，就要掉到地上了。引起结构主义走向没落的直接原因，是德里达于1967年出版的3本代表作中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与此同时，结构主义内部的分化早就开始了。就索绪尔语言学派自身发展而论，本伍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问题》超越了索绪尔和结构主义语言观，与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遥相呼应。
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期，欧洲语言学界主要关注“历史”问题，也就是语言是如何产生的。就兴趣而言，语言学的这种倾向，与传统哲学学科主要关注“哲学史”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历史的研究角度也同时是解释角度：不同历史年代的“不同”语言学要素被孤立起来，分别研究它们演化的“规律”。索绪尔发表于1916年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发现，以往对语言的历史研究竟然忽视了语言实践，即每个语音或语音形式都有的变化法则。与其说语言遵循历史的量度，不如说语言行为是按照语言本身的结构而进行的符号象征活动。“时间”不是语言演变中的历史要素，而只是这种演变过程中的框架。历史中语言要素变化的原因不仅取决于这些要素本身，而且取决于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总之，时间性是隶属于结构的时间性。就这样，语言起源不再被认为是单一的线索，甚至也不能说拼音文字比象形文字“更先进”，不能说语言有一个绝对的出发点，不能以某个个别语言概括普遍的语言学问题。“这也延伸了语言学家的视野，一切已知的语言类型都是平等的，都是语言。”“没有以往”的语言同时“任何现在”的语言都是“原始”的语言。那么，语言学界限之外的问题呢，“意识范畴”和“思想的规律”不过是语言单位分配和组织的结果。任何经验的变化都最终追溯到语言的变化。
本伍尼斯特认为，作为由索绪尔奠基的现代语言学中的“结构”概念，它意味着由不同语言部分组成的全体，或者是语言要素之间分派、连接、替换的关系。各语言要素之间，并不是对称的关系。“没有以往”的语言同时“任何现在”的语言都是“原始”的语言——这就是活的语言，无论它写于哪个年代，无论它是以口语还是文本的形式出现。这就为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更为广阔的视野。当然，索绪尔是从口语角度开始他的“普通语言学”研究的。在这方面，“应该承认为了使语言分析成为科学的，原则上就应该专心于（非常精细的语言要素之间的——译者注）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只关心说明和分配这些语言要素。”在语言之外的思想、词语抓不住的思想，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语言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意指关系确定下来，也就是语言的形式与语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至于语言表达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索绪尔并不感兴趣，因为这个问题属于“物理学”或自然科学（可以参照胡塞尔的说法，属于朴素自然的态度）。在这方面，本伍尼斯特在方法上还把社会科学或人的科学拉回到语言，因为即使在社会科学中，也不过就是一些语言的陈述。这些陈述处于一定的场景中，在听者或读者中唤醒某种意义，因此其作用就相当于对话。并没有的文化，相反，我们之所以知道了文化（或意指关系的世界），就是因为有了语言。
本伍尼斯特与索绪尔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他更强调语言的实践性。按照他的立场，语言不依赖其他学科，同时却也要融入其他学科的氛围之中。这很像把语言诸原子水平上的各个要素装到一个喷雾器里重新喷撒出来。为什么要重新喷撒呢？因为原来的语言使用态度太朴素自然，缺少本伍尼斯特式的分析。“分析”就要隔离陈旧的语言态度。“在某种文化中，如同在某种语言中一样，是符号象征的集合，问题在于说明其中的关系。但是至今为止，文化之科学仍旧十分武断地固执于‘实体的’。”“实体”的思路与“关系”的思路区别大矣：前者是本体论基础上的“单子论”和历史哲学，属于“竖”起来的语言学或哲学态度；后者把要素不看作孤立的单子实体，而看成形式关系（内容要从这些形式中获得解释），属于“横”的语言学或哲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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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著名的人类学研究（人类的亲缘结构、原始思维结构等等），在方法论上正是把各种实体要素只看成关系要素（形式上的）的分配与再分配的组织结构。制度、组织、体系之类分析，不过是关系分析，是人与人之间的“形式”上的关系。“实体”的分析往往是意识的或自我意识的分析，而符号的象征关系却是非意识的——这也是皮尔士、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本伍尼斯特共同的主张。这里所谓“非意识”领域也就是实践、事实领域。
本伍尼斯特的新贡献还在于，他不但在以下问题上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学立场不同，甚至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立场也不同：本伍尼斯特认为语言自身就已经包含着说话角度问题，也就是谁在说话（以各种人称代词表示）对语言本身非常重要，因为语言的本质就在于话语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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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伍尼斯特认为，语言之外的的思想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有能力说出来的确定性。并组织起人们有能力想到的。”“语言应用到被认为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反映‘真实的’世界。但是在这里，每一种语言都是特殊的，都以自己的方式给世界以形状”语言的“形状”就是精神的形象。在语言的“形状”中，being具有非常特殊的位置，它是所有谓词的前提或基本结构，构造时态和词语的变化。亚里士多德从这个系词中看到了它的逻辑功能（汉语翻译为“是”），但同时being还有名词功能（汉语又翻译为“存在”）——这成为西方形而上学在语言学上的源泉，即对象化的思维，它连续形成了古代本体论与近代认识论的传统。无独有偶，本伍尼斯特注意到了弗洛伊德对梦“语言”的分析，一种去掉意识的语言。语言起源于无意识，而本伍尼斯特则称之为任意性。一种“乱七八糟”的力量，这就是梦的语言形状、无动机无理由。“一切精神分析理论，都是建立在象征理论基础之上的。语言不过就是象征。”

4.动词being在句法中的职能

对being的思考是异常困难的，“首先，‘being’是一个动词吗？如果being是某某派生而来，为什么这个某某总是缺失呢？如果being不是某某派生而来，那being从何处确信自己的状态和形式呢？所剩下的就是人们所谓‘表示存在意义的动词’（verbe-substantif）吗？事实上存在一个以动词的缺失为特点的‘名词性句子’，这种句子到处都是。明显悖谬的是，这种句子是把整个句子等同于动词being。”总之，名词性句子好象不承认being是动词（这与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评不谋而合）。
关于being，本伍尼斯特认为要区分出它表示在语法上“同一性”的系动词方面；另方面，它也是“货真价实”的动词。这两方面同时存在，却完全不同，问题在于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为什么发生混淆呢？因为在词形上是一样的。“being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不按照时间顺序连续而是在两个术语、两种职能、两个结构之间辨证地共存的过程。”其中一个，相当于“存在”意义上的he活生生地生活在世界；另一个，只生活在自己的句法里。“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动词意义上的概念‘正在真实地存在，就在那’与系词之间并没有任何自然与必要的联系。”

5.语言中的“人”

（1）西方人实际使用的拼音文字，通常要根据人称变化进行相应的动词变位，以区分单数与复数。这种分类方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语法——但这显然不是汉语的情形。在汉语中，无论任何人称，其相应的某一动词都没有形式上的变化，就好象谁在说话并不重要似的。是否能从中得出结论即汉语更重视“社会”而不是“个人”呢？或者不重视立场？这个问题暂且撂下，本伍尼斯特说在阿拉伯语中，“我”代表正在说话的人，“你”代表正在听“我”说话的人，“他”代表不在场的缺席者（“我们你们他们”的含义类比这里的“我你他”的意思，是一种延伸）。
我说“我”时，自然就意味着“你”了，即话语、说话意味着对话。当然，说“你”也就意味着有“我”在场。可是“他”却在你一我之外，所以“他”是一个弱人称，“他”作为人称代词，其合法性受到本伍尼斯特的质疑。人称是角度，也是立场。语言中不存在“没有角度”的表达。“在效果上，‘我’与‘你’形成了特殊的统一，正在陈述的‘我’和正在听陈述的‘你’每次都是一致的。但是‘他’确是不确定的主体——或者干脆就没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兰波（Rimbaud，法国现代诗人）的‘我是他人’提供了这样一种特殊的表达：我在精神上疏远我自己，这里的‘我’被剥夺了自己固有的身份。”当然，也可以换位思维：你和我的角度颠倒角度就成了我和你。就此而言，“他”又成了局外人。总之，他或他者在语言中处于特殊尴尬的位置，它有点相当于“一样东西”。可是，‘他’依然存在，成为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例如，费希特的“非我”与勒维那斯的“他者”），这样的分析隐蔽地朝向非语言的方向。没有任何“人”，但有语言，语言好象并不在乎是否被人说。这样的情形有些恐怖，很像是一种非语言的语言，充满不确定性的语言。没有人说等于不是亲自说吗，就像“他死了”是冷冰冰的句子，是“远”、“不是亲自说的”，即某些句子中的“主体”或“主语”等于无。
“有意思的是观察到在包括己方和对方的‘咱们’（nous inclusive）中暗含着“你”和排除‘我们’（nous exclusif）的‘你们’。‘咱们’是这样一个人称：它同时占据了排他的‘我’（这个连接处无他人称）和暗含的‘你’（暗含着一个具有非主体人称的‘我’）。正是在‘咱们’这里，这个复数有各种不同的实现。”“咱们”与“他、他们”是对立的，从“咱们”（nous inclusive）中走出来“你”，尽管这里强调的是“我”，尽管“我们"（nous exclusif）与“你”和“你们”对立。
另一种情形国内学者都熟悉，就是在学术文章中，明明是自己的观点，但还是要说“‘我们’认为”。显然，“我们”中“我”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这个复数其实是一个模糊的“我”，相当于单数。这是单数与复数相互污染。
（2）我们根本不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是靠语言讲述的。不断被讲述的事情，就是历史。似乎其中有3条时间线索：过去、现在、将来，但它们都是在各种时态中被讲述的。讲故事的基本时态是“不确定过去时”，作为事件发生的时间，它与讲述者或者作者无关。“实际上，甚至不再有讲述者。伴随着事件显现于历史的地平线，事情就如其所是那样发生着。并没有人在这样的场合说话，好象事情在自己讲述自己。”然而，历史就在“话语平面”得到陈述的，以上说没有作者或讲述者，乃指的是文本之外的人。但是，历史既然只是文本或话语，就检测定了说话者和听话者
（3）本伍尼斯特以法语中的“我”（je）说明代词的本性。当一个名词被使用时，比如“狮子”，它当然指示某个惯常的对象，无论在什么场合，狮子总是指示那个被称做“狮子”的惯常对象。可是，“我”的对象却是缺失的，“我”并没有一致的身份，我是各个特殊的。代词只是陈述本身，既不传达“实在”，也不表示处于时间与空间中的某个“位置”，就像是一个“空的符号”（但“狮子”是一个“满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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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4）关于语言中的主词：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是，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谈到工具，这是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就好象语言不是自然的，是被“制造”出来的。本伍尼斯特说语言并不是人“制造”出来的，因为语言和人是一同出现的。语言不存在于人之外，语言是人的本性。以往朴素的思路是，人怎样发明了语言以便与外部世界相似，但是，“这纯粹是虚构，我们根本不能把人与语言分开，我们绝不能指望看见这个发明，不能指望人能还原出自己，不能指望能设法理解他者的存在。我们在世界上发现的正是会说话的人，谈论别人的正是一个能说话的人。语言传授的与人传授的是一样的东西。”人天生具有符号象征能力就像康德说的“先天综合判断”一样，融化在人的智力中。语言是交流工具之见解，是由于语言“传达”之桥梁作用被人自然而然想到的：“桥”还不是工具吗？但是，“工具”之说，同样也诱使我们把人和语言分别看待，好象是不同性质的两样东西。“在日常生活中，说话有来有去，这就是交流，即我们在交换某样‘东西’。这样东西似乎确认了工具或交通的职能，于是我们几乎不检测思索地检测定有一个‘对象’。可是，这种对象的作用还是要返回话语……正是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人才能把自己建构为主体。”所谓“主体性”，也是人说出来的能力，是说话人作为“主语”提问的能力。传统的看法是这样：似乎人能在语言之外想问题。“主体性”不是被人人都能体验到的感情说出来的，因为“主体性”作为“反思”超越了这些感情，这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所能告诉我们的立场。但是，本伍尼斯特说这种现象学或心理学性质的“主体性”却恰恰在这里显露出语言的“being”本性，所谓“自我”不过是说“自我”的自我，也就是暴露了人的语言状态。
人能意识到自己，是通过类比体验到的。只有对某人说话，使用“我”才有意义，而那个人被我招呼为“你”。所以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是对话，即相互为“你”。语言一开口就是有角度的，即语法上的人称。“我”，这是意味深长的语言自指现象。同时，“我”与“你”的关系又是悖谬的，因为它们彼此是内与外的关系，真正的交流并没有发生，那个供交换的“对象”是悬而未决的。“我”以这种“没有对象的对象”作为“交流”的条件，因为没有“你”，“我”就没有资格说话。这里有不对称性，因为一种没有返回的“交流”其实不是真的交流，其实是“我”在虚幻中自己满足自己。“外”或“层”的问题无处不在。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与你或“他者”关系的扩大化。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的语言，都有以不同形式出现的人称代词。但是本伍尼斯特认为，在某些语言里，特别东亚诸民族语言中，人称代词不受重视而被经常有意省略。“树”的概念可以代表所有个别的“树”，“我”却不是这样的概念，即不能在每个时刻都代表“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并不代表任何词语的实体。“我”并不代表任何一个个体，否则语言必将陷入混乱，因为这同样一个“我”被无差别地连接到任何一个个体，而在这些特殊个体的差别中却保持“我”身份的不变性，这是不可能的。人称代词以自己的特点极好地说明了语言的本色，它区别于“树”这样的名词。人称代词就指符号自身，除此之外什么都不代表。当“我”被说出来时，只是一种个体的话语行为。以“我”为中心，连接指示代词、副词、形容词等等，即连接起空间与时间的关系（“此、那”连接“今天、昨天”等）——共同表明说话是一个瞬间事件。
本伍尼斯特用例子说明“我”在句子中的作用：在“我认为您是X先生”中，包含了动词“认为”。但是这个“认为”并不是反思行为，即在说“我认为”时，显露的并不是“我”而是某种情景。

二、第二卷

1.结构主义和语言学

“说话”的意思，就是要说到什么，也就是要传达信息。语言是由一些可以隔离的要素组成的，其中每个要素都根据某个代码被陈述，都有某种“含义”。被定义——字典对词语的说明就属于这种情形——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常识看法，现在的问题是，究竟词语的含义或意义是什么呢？字典把每个词语的不同含义并列在一起，这些不同含义经常是相互说明的，比如“太阳”要用“恒星”解释。如果要查找“做”（do）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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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多得让人受不了。这些众多的含义显然不能被统一起来，这些多义性相互解释，其中难以找出最原始的含义。语词的叠加或增补等于再造语言，现代文明与蒙昧时代比较，人们的语言或字典中的词汇越来越丰富。索绪尔区分了符号学（sémantique）和语义学（sémantique）。符号学只考虑被封闭在符号里的语义，语义学不仅考虑意义在符号中的串联，还考虑语词的历史和环境因素。比如在法语中，ril毫无意义，就像一个不懂汉字的人把构成汉字的笔画随意拼凑，构不成一个汉字一样。但是role（“角色”等）在法语中就有意义。这样的分析属于符号学层次上的分析。而语义学层次上的分析，在于区别符号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差异，因而超出了符号学。比如同样表示悼念，西方人习惯用黑色，中国人传统上使用白色。在这里人们了解的不仅语言符号，还包括了文化的差异。这个例子也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联系之任意性的例子。这种任意性又是约定的，因为语言携带着自己的传统。语言并不会随着文化的转变自动变化，这在同样的词语在不同文化的翻译中最为明显——总之，同一个词语在不同文化心理中有异样的反应。人不是生于自然，而是生于语言文化。语言的断裂就是文化的断裂，因为某种性质的语言之表达能力，是最为基本的文化能力。语言又是社会的，“社会语言学”的含义，就是说人在社会上的行为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等于语言能力。简单与复杂的职业分别使用简单与复杂的语言。正是在语言里有精神的结构。语言总要说点什么，这个“什么”总是在加速消失。语言总是在和这个“消失”赛跑，但是，语言这只“兔子”总是追不上“什么”这只“乌龟”。

2.语言符号学

现代符号学的创立者是美国19世纪后半叶逻辑语言学家皮尔士。在他看来，“语言”到处都在，当然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逻辑、数学、物理学、心理学、宗教……都以“记号”的形式存在。人之为人的本性，在于通过语言以象征的方式生存，生活在不同的符号秩序中——代码的关系。语言不过就是词。词，就是符号。既然人、思想甚至感情都被还原为符号，还有什么不是符号呢？“皮尔士建筑的符号学结构没有能力把他自己包括在他的定义之中，因为符号的概念不能在这种多样性中消失于无限，在其普遍性的某一部分，必须承认能指与所指的差别。”与皮尔士不同，索绪尔认为，虽然符号不等同于语言，但语言显然是符号的核心部分。索绪尔只分析语言本身，具体说，是言语。但是他同时肯定语言是符号系统的一部分。符号的作用是替换、代表，一个替换另外一个。这就是“生命”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类型的“生产”与“交换”的关系。人活在世界上，同时处于不同的符号系统：说话、文字、礼仪、感情、交通、暗号、货币、信仰、绘画、音乐、雕塑、影像——所有这些符号的共同特征，在于都有“意味”或“意指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不同的符号学之间，并没有‘同义词’。人们没有能力通过言语和音乐说‘同样的东西’，因为它们有不同的基本系统。”②比如，同样的声音在不同的语言意味着不同的含义，交通标志的红色与法国三色旗的红色没有任何关系，这三色旗的白色与中国悼念习俗中的白色也没有任何关系。某一符号的价值，是存在于该系统内部。也就是说，有很多封闭的符号世界，并列却互不交通。可是，无论怎样，符号的基础在于语言，一切符号都可以通过语言获得解释，而反之则不行。比如，语言无法通过音乐语言获得解释，因为作曲家有自己的“句法”，他可以自由组织他的乐音，不服从任何“语法”习俗。乐音可以是单声或合声，一种音调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不同音调同时出现，绝没有任何限制。虽然音乐和语言不能互相解释，却可以相互比较。至于造型艺术（绘画、雕塑等）和乐音一样，也在“阶”或“层”上区别于字符。比如色彩是由程度不同的层次组成的，色彩自己就是“所指”而不是去指代别的，因为各种色彩是任意的，它们什么也没有传达。这个意义上在画布上涂抹的画家很像组合音符的作曲家，都是任意性。色彩和乐音各自细微的差异都是内部的构造，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那么人自己精神世界的内部构造是什么呢——比如时间、语言、心情就是。任意创造的色彩、线条、乐音、文字，是不期待回答的原创艺术品，也不期待消除作品的悖谬性，只是陈述自身的洞察力。乐音、色彩、文字究竟是被作曲家、画家、作者“表达”的，还是分别被其各自因素内部表达的？这种细微的差别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不同层次的表达，其中有断层。 [3]这里有诗人什么事呢？本伍尼斯特说诗与符号的任意性相互倾慕。虽然波德莱尔不知道什么符号学，但是在他的诗中，味道、色彩、声音相互感应。这很像是不同领域符号学的相互越界、僭越的任意性、“立体交响乐”。另外，同源往往同形，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是吻合的，象征着精神的权威。汉字与中国人的精神也是吻合的。但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是否存在波德莱尔式的吻合现象呢？“交换立体声”、立交之桥、精神转换之枢纽？当然，是部分吻合，其中，有精神延伸。
“一切符号学的研究，在严格的意义上讲，都在于分辨出单位（一个单位，是由能指与所指组合起来的——译注）、描述它们的差异标志、越来越精细地发现这些差异的标准。”这也是在结构中剥离细微元素的能力、一种精确的能力，所以自称“科学”。洞察互不“属于”或“统一”的要素，即使传统认为它们是一样的。在习惯认为不是他者的事情上发现他者。这种分辨力最明显的表现在话语的角度，即人称代词。信息从不同方向被生产出来，掺杂在一起，所以写作和阅读都应该是“立体”的。可是，如果“单位”的隔离是绝对的，就永远没有真正的阅读，事实上兔子早就追上了乌龟。隔离只是一种慢速度的精神游戏，属于高一级的层次——在流动的河水分离出水滴，这是理性的智慧，生活之外的沉醉。当然，这也是一种新的语言，因为它也是“代表”，就像符号学中的符号。“就像符号学（符号）应该像识字，语义学（话语或对话）应该像理解。识字和理解回归于精神两种不同的职能：一方面，是感受已经发生过的与眼前的之间身份相同之能力；另方面，是感受崭新陈述的意义之能力。”语言的这两种量度，我们只能在想象中而不是现实使用中把它们区分开。语言是可以不断回溯的，回到“元”语言（即升层，从“语内”到“语外”），即用（更抽象的）语言说（较具体的）语言，这可能是一个语言不断地自指过程，因为语言的天性就在于解释，而解释是连续发生的。

3.人的经验与语言

我说“我”但每次都不是同样的“我”，这不是因为我不诚实，而是因为作为“说话人”，“我”是插入每个不同瞬间的，有个不同的“你”。可是，这样的“新”却只在心情或经验上，嘴里吐出来的，还是“我”。新的心情出来了，却不可能有新的词汇，必须重复说“我”，否则，语言本身就不可能存在，因为语言的本质就在于可重复性。言不尽意，同样说“我”，处境万千。心情是绵延的或时间状态的，语言却是僵死的。本伍尼斯特想到了3种时间：钟表时间、心理时间、语言学的时间。后两种时间的区分非常困难，因为缺少语言。“这是因为只有通过言语，才能显露出人的体验。语言学的时间同样不能被还原为钟表的物理时间。”语言学时间的中心，是“现在”。瞬间永恒地被复制为“现在”，“现在”不变但瞬间总是新的，还未曾活过的瞬间。“正是在这里，这个未曾，是语言的原始特色。”瞬间总是新的，语言的传达难以真正实现，人不能两次踏入同样一条河流。“如果我陈述‘此刻来临’的事，但它一旦变成语言顷刻就成为过去，所以连接到现在说话行为的，总是过去。”谈话是这样的时间交流：我对你说“今天”，就成为我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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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今天；你对我说“昨天”，也是我们两人共同的“昨天”。否则，语言学的时间就不可理解。语言很像是在自言自语中强行理解。 [3][4]